從表揚鄉賢到漢宋門戶：明清學術思潮與鄭樵接收史之剖析
作者：向燕南
來源：《貴州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五日辛卯
耶穌2019年12月20日
內容撮要：從接收的視角剖析南宋史家鄭樵在明清時期的抽像，明顯受著分歧地區、分歧歷史時期，以及分歧學術思潮與學術宗奉的影響。明代力圖扭轉鄭樵在《宋史·鄭樵傳》中消極抽像的盡力，始于中期開始的處所史敘述中表揚鄉賢的活動。此后晚明努力于經世致用的實學風起，直接影響了士人對于鄭樵的接收與評價。由明進清，學術思潮丕變，倡考據的漢學風起，與重義理的宋學相頡頏，受漢宋學術門戶影響，對鄭樵的接收與評價，遂又幾多染上了漢、宋學之爭的底色。清中后期調和漢宋學術思潮起，表現在對鄭樵的接收上亦有所變化。與此同時，從統治者的立場出發，清廷決心堅持超出漢宋門戶的態度，也在鄭樵的接收上表現得相對中性，并影響官修史籍及科考對鄭樵學術的取向。此外，影響清代鄭樵接收的地區原因也值得留意。
關鍵詞：鄭樵 接收史 明清時期 學術思潮
作者簡介：向燕南，北京師范年夜學歷史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基金項目：中心高校基礎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北京師范年夜學自立科研基金項目“鄭樵學術接收史：南宋至20世紀後期史學批評中的鄭樵研討”(SKZZY2015039)。
學術經典，以及經典作者的厘選與評價，往往會隨著時代評判標準的改變而變化，進而導致學術史的認知與書寫的變化。一部學術史，若轉換視角，也可看作是分歧時代讀者對于經典的接收史。20世紀初，顧頡剛師長教師曾在其《鄭樵甜心花園傳》中頗為不服地感歎包養網評價道：包養條件“從他的當世，直到清代的中葉，他一貫擔負了不良的聲看。”①但是揆之史實，起碼是揆之明清五百來年的史實，工作并不是這般簡單。事實上，明清兩代的學者，對于鄭樵學術的評價，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不少。而透過這些正面及背面的評價，剛好提醒出明清兩代學者接收鄭樵學術背后分歧的時代學術思潮，以及分歧學者的個人好惡與對思潮的分歧取向。于是，一部明清學者的鄭樵接收史，也從一個側面提醒了明清學術史展開的一些底色。
一、從表揚鄉賢到宣傳實學：明代接收鄭樵的基礎進路
對于鄭樵的學術，元末編修的《宋史》雖然評價不高，但在社會上，元代學者對鄭樵的評價，積極的意見還是不少，例如歐陽玄在為金代蔡珪《補正水經》所作序中即稱：“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于它包養網ppt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頭也”。②這里。歐陽玄稱頌蔡珪著作淵博，有宋學者劉敞、鄭樵之風。此外，元代研討《詩經》的學者梁益也說，鄭樵“品德高邵，學博而雅，年夜儒也”，③所“作《詩辨妄》六卷，詩經之旨年夜明，迨晦庵朱子而年夜定矣”。④並且還說：“古今言河者，夾漈鄭漁仲最詳”云。⑤
進明，由于鄭樵的學術幾乎觸及經史、文字小學、金石目錄等古典學術的各個方面，所以單就某些具體的學術面向來說，仍有不少的學者對鄭樵持確定的態度。如宋濂即極力推重《通志》中的《氏族略》：“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浹漈鄭漁仲著為《通志》，此中包養意思二十略，唯《氏族》最備然。”⑥只需簡單檢索，就會發現，明代一些號稱博學的學者，如丘濬、楊慎、唐順之、王世貞、王樵、焦竑、朱睦、胡應麟、刑云路、張自烈、章潢、李時珍等等，都在本身著作的相關部門，或征引或評議鄭樵某些學術觀點，可見鄭樵學術，在明代還是有相當的影響。但總的來說，在社會整體“束書不觀”、反智氛圍濃重的明代，鄭樵及其學術的命運可想而知，除了少數學者就具體學術的征引或包養條件評議外，真正關注鄭樵及其《通志》的人并未幾。
明代對鄭樵的周全關注與接收，最先啟動于處所表揚先賢活動。《四庫全書總目》曾評議道：“蓋夸飾土風，標榜鄉賢，乃明地志之陋習。”⑦其實標榜鄉賢也是處所史的通病，各時代莫不濡染此疵。只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隨著處所史撰述漸進佳境，撰述繁富，此風也就天然地熾熱了起來。對鄭樵抽像的再塑，恰是從處所史標榜鄉賢的風氣中開啟。通過對這些處所史記述鄭樵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明人對于鄭樵的接收和再塑，經過了一個怎樣的歷程。
現存最早最周全正面敘述鄭樵事跡的處所史，以周華所纂《游洋志》最詳。⑧其卷四《儒林傳·宋·鄭樵》不僅記載鄭樵卒時，“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憐惜。太學生三百人為文以祭，歸正之人感師長教師之德，莫不吝哭之”。並且頌之曰：“師長教師之學，無所欠亨，奮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為平易近為己任，不單如世之所謂博洽罷了。”尤言鄭樵說：“師長教師標表獨立，節行尤高，不汲汲于勢利。居鄉或累歲不詣郡邑，門人束脩一無所受。晚得祠祿，盡以為筆札。費詔以官給，未嘗討取也。于人不茍合，而好賢則篤，見寸善推譽如不及。”⑨似有興趣以事實駁《宋史》所謂鄭樵“獨切切于仕進”說。
《游洋志》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有鎮守太監陳道，力邀正在莆田家中丁憂的南京年夜理寺評事黃仲昭纂修福建省志。這就是現存最早的福建省志《八閩通志》。這部省志對鄭樵是這樣記述的：“鄭樵字漁仲，厚之從弟，隱居夾漈山，博學強記，搜奇訪古。遇躲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往。過目不忘，為經旨禮樂、地理地輿、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辯論。紹興中，以薦召對，授樞密院編修官。金人犯邊，樵策其酋必斃，已而公然。所著書凡五十八種千余卷，又有《通志》二百卷。”⑩可以看出，《八閩通志》對鄭樵的記述，基礎上士沿襲元修《宋史·鄭樵傳》，但刪往了此中貶義性的內容，如“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略博學而寡要。生平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于仕進，識者所以少之”等。(11)
假如說完成于弘治二年(1489)的《八閩通志》，還有著不得不考慮的整個福建敘述的均衡問題，致使敘述鄭樵的文字少而抑制。那么十年后纂修的《興化府志》，(12)則因乃鄭樵平生生涯、著作的家鄉，對鄭樵的敘述，也就很天然地有了宏大的改觀。于是我們看到的這部《興化府志》傳記部門的撰寫者，雖依舊是《八閩通志》的撰者黃仲昭，但志中的鄭樵抽像卻已年夜紛歧樣。該傳在依“《宋史》本傳及《事述》等書”敘鄭樵基礎事跡后評議曰：
樵于學無所欠亨。其論《書》，則先按伏生、孔壁之舊，與漢儒所傳、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訛。傳《年齡》，則首考三家之文，參以同異，而斷其簡策傳寫于口耳授受之互有誤。說《詩》，則辨鉅細《序》之文，別《風》《雅》《頌》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鳥獸草木之實，類皆信而有證。居鄉累歲紛歧詣守令，門人束修一無所受。筆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見人才善，推譽如不及。有來質問者，茍可告語，為之傾倒。數于當路薦林光朝、林彖；增筑蘇陂以紹先志，作永實橋、來庵；茍有一利于人，必力為之。
考《興化府志·鄭樵傳》的文字，顯然參考、沿襲了正統《游洋志》，可是此傳后的論曰，則與《游洋志》只述史實的委婉辯白要明確而鋒利得多。其曰：
按史氏謂，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略博而寡要。生平甘澹泊，樂施與，獨切切于仕進，識者所以少之。竊詳斯言頗掉之誣。故郡人彭韶續修《莆陽志》，曾著論辨之，年夜意謂樵博學無前，專以著作為樂，非求仕者。考其生平舉孝廉、遺逸，屢辭不就。應召詣闕，即求還山，故其山林之日最多，而都下之日絕少也。若果急于仕進，能若是乎？使樵于時位通顯，不及著書現在之富，則其心必不克不及頃刻以自樂，其肯以此易彼乎？史氏謂：博而寡要，猶為責備；若曰切切仕進，豈知樵者乎？續《志》之言，非私于樵而強為之詞也，蓋欲暴白其心于千載之下云爾。(13)
其文直斥《宋史·鄭樵傳》言鄭樵“掉之誣”，其為邑先賢辯白之情躍然紙上。
弘治后，對鄭樵事跡作出評述的也是與鄭樵同邑的柯維騏。柯維騏(1497-1574)，莆田人，嘉靖二年(1523)登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未赴，即引疾歸。張孚敬用事，創新制，維騏以病滿三年罷免。自是謝賓客，專心讀書、著作、授徒。柯維騏的代表作《宋史新編》即撰于此時。此書雖然不是方志，可是作為與鄭樵同鄉的柯維騏，對于這位前輩鄉賢，還是竭盡全力進行表揚。《宋史新編》的《鄭樵傳》，盡管與《八閩通志》類似，基礎承襲《宋史·鄭樵傳》的敘述，但稍分歧《八閩通志》簡單刪除貶義的文字處理，“稱樵生平甘枯淡，樂施與，論者謂其切切仕進，蓋弗察”，即以“論者謂”直接否認了《宋史》謂鄭樵“獨切切于仕進，識者所以少之”的評價。此弦外之音，顯然也是認為那些言辭是對鄭樵的誣陷。(14)
處所史表揚鄉賢之風，從明中期一向持續到明末。此中天、崇間，有福州侯官諸生陳鳴鶴撰《東越文苑》，“紀閩中文人行實，起唐神龍，迄明萬歷，為四百十一篇。唐、五代五十人，宋、元三百八十五人，明百有六人”。(15)此中有關鄭樵的表述，與以往比擬較，又有了更明確的辯護內容。如《宋史·鄭樵傳》稱“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岳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一段，在《東越文苑》，則改為“御史葉義問者害其能，劾之，改監潭州南岳廟”云。《宋史·鄭樵傳》“書成，進為樞密院編修官……因求進秘書省翻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一段，《東越文苑》則改為“書成，乃詔拜樵為樞密院修纂。樵因伏謝，愿得進秘書省讀所未見書。會忌者毀之，事遂寢”。(16)此中，所加雖只以“害其能”，以及將“坐言者寢其事”，改為“會忌者毀之事遂寢”等語句，但其評價的性質立變，不僅一改《八閩通志》年夜致中性的評判，更修改甚至顛覆了《宋史》中鄭樵的負面抽像。不僅這般，《東越文苑》對于鄭樵抽像的描畫甚至超出以往“博學”的評價，而冠以“賢士”之名，徑稱“全國莫不以漁仲為全國賢士”。(17)“博學”者，單純就學術言，而“賢士”，則為人格品質的贊譽，兩比擬較，與《宋史》修纂者對鄭樵的評價，其高低自明。
時至明末，因時艱世亂，人們深感于王學空疏，狂禪無補于世，士人紛紛黜虛趨實，倡導有裨于世的實用之學，實學思潮遂因之涌起，于是，鄭樵的抽像，也隨之跳出狹隘的鄉賢被涂上了實學的顏色。如後面提到的陳鶴鳴《東越文苑》，對鄭樵抽像的描畫，就較之以往史著中增添了“樵為人恥以雕蟲采譽而善著書”的表述，而這“恥以雕蟲采譽”的抽像，恰是明末實學思潮方熾之時士人的學術取向。
關于晚明學林涌動的實學思潮對于鄭樵抽像的接收，表現得最凸起者，莫過于實學領袖、主編《皇明經世文編》的陳子龍(1608-1647)。陳子龍在給朱健《古今治平略》作序時，力推典章軌制于經世之要，極言志書難作，稱杜佑、馬端臨、鄭樵之流“簡括典故，以事為類，以時為次，綴而成書，頗為學者所重”，此中鄭樵尤以實學自重。該序云：
夫史家之長，以書志為重，蓋一代之典謨，百王之憲章，咸于條貫焉，非有淹澹沉郁之才，何故示指掌而昭來祀？博雅若子長，而禮樂之書缺而未舉，宏麗茂實，首推孟堅，然猶雜采孟子之言，沿流向歆之作……良史之才，誠非易也。夫總括者一國，搜獵者數帝，其難猶且若此，況自放勛以致皇朝，紀則累千，代惟百世，包舉洪纖，而有倫有脊，豈不鴻巨哉？唐宋以來則有杜君卿、馬貴與、鄭漁仲之流，簡括典故，以事為類，以時為次，綴而成書，頗為學者所重，而漁仲尤自矜許。(18)
陳子龍作此序之時，亦明末社會危機日益深化之時，有感“明季士年夜夫問錢谷不知，問甲兵不知”，(19)朝野士人“徒講文理，不揣時勢”，(20)陳子龍尤重視有補于世用的典章軌制之學，惟因這般，序中，陳子龍稱贊朱健《古今治平略》有五善：“略于浮華，詳于典實，緩于見薄，急于征用，一也；前代之跡簡而該，本朝之事備而切，一也；雜諸家之論而不病，于駁抽未發之緒而必源于古，一也；文章閎雅足以發抒其意，一也；高低二千余年，典文詳洽而卷帙未幾，一也”。認為“此五善者，皆後人所難兼而來哲所宜專心者也。夫士患不學，學矣而或不克不及行，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章句無益治道。”(21)而這般征實有裨益于世之書，“其曰略者，即漁仲所云條其綱目而名之也，猶之乎書也志也，而見其識年夜之義也”。(22)將朱健《古今治平略》方之鄭樵的《通志》，可睹明末學者心目接收的鄭樵的抽像。
二、漢宋之學的門戶之爭與清代學者對鄭樵的接收
鄭樵的學術抽像到了清中期，也就是乾隆、嘉慶時期，又開始有了新特點。學者們所接收的鄭樵，受所崇尚的漢、宋治學分歧路數的影響，此時開始呈短期包養現出兩個極端。
早在明清之際，新的學風就已顯露眉目，但尚未在社會構成氣候。依照皮錫瑞的說法：“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23)直至清乾隆初年，雖專注訓詁考據之風已聞嚆聲，但總體取向上，仍基礎依循明清之際以來崇經世、求義理、重博通、重史料考察的學術舊軌，也就是說當時還未出現漢、宋門戶之爭。這些折射于對鄭樵的接收，在年夜多學者的敘述中，還年夜都相對正面。學者言及鄭樵，常常會冠上“博洽之儒”“通儒”“良史”“負千載卓識”“燦然成一家之言，厥功偉矣”等正面修辭。例如潘耒(1646-1708)為顧炎武《日知錄》所作之序云：“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作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24)從潘耒這篇《序》可以看到，在清初士人心目中，鄭樵與王應麟、魏了翁、馬端臨等宋元學者，都是屬于“博極古今，通達治體”的通儒，而顧炎武之《日知錄》，亦“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25)
與潘耒態度雷同者，還可舉出杭世駿(1695-1773)。杭氏生涯之時，仍在清初經世實學轉向乾嘉漢學的過渡階段，故杭氏雖長于經史考證，但觀念中尚無甚漢宋門戶，折射于對鄭樵的接收，則仍堅持清初時的年夜致正面抽像。今杭氏文集中收有《省試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總論》一文，此中論及鄭樵《通志》，雖亦有批評，但仍稱“若其貫串百代，綜核異同，練氏族、校六書、正七音，刪列史之荒蕪，成六經之奧論，則自司馬彪、沈約、魏收、于志寧以來一人罷了”，指出：“總而論之，佑之識正，樵之學博，端臨之所見者年夜……非《通志》無以刊隋以上之蕪說累辭……凡此三書，鼎撐角立，廢一不成，蓋無待于贅述矣”。最終，其文總結曰：“宋人之功慎而包養ptt密，豈獨鄭、馬云乎哉？金華章俊卿之《山堂考索》，浚儀王伯厚之《玉海》，慈溪黃東發之《日鈔》，強探而力索，博聞而多識，其于學也有可觀焉”。(26)即所接收的鄭樵及宋儒，其抽像總體仍屬正面。
據史載，杭氏曾于乾隆八年(1743)因對策議及“今上”用人“內滿外漢”，觸及到清廷敏感問題，遭革職外放處罰。故此次主考，只能是在此年之前。又杭氏在無限的宦程中，共任科考官兩次：一次是在雍正十年(1732)，以舉人充福建同考官；一次是在乾隆四年(1739)仲春，任己未科會試同考官。也就是說，兩次都是在漢宋門戶尚未呈對立之時，其論天然也就與后來堅守漢學立場、貶抑宋學的學人有所分歧。
關于乾隆最後幾年的這種學風，還可以舉出乾隆二年(1737)主講江寧鐘山書院的楊繩武制訂的書院規約。該規約凡十一條：曰先勵志，曰先立身，曰慎交游，曰勤學業，曰究經學，曰通史學，曰論古文源流，曰論詩賦派別，曰論制義得掉，曰戒抄襲倩代，曰戒矜夸忌毀。此中“窮經學”曰：“大略漢儒之學主訓詁，宋儒之學主義理，晉唐以來都承漢學，元明以后尤宗宋學，博綜歷代諸家之說，而以宋程朱諸年夜儒所嘗治定者折衷之，庶不囿乎一隅，亦無疑于岔路。”“通史學”曰：“要而論之，文筆之高，莫過于《史》《漢》，學問之博，莫過于鄭漁仲、馬貴與，而褒貶長短之正，莫過于朱子《綱目》。師子長、孟堅之筆，綜漁仲、貴與之學，而調和于朱子之論，則史家才學識三長無以復易矣。”(27)
從上述杭世駿、楊繩武的基礎態度看，可知清初人對鄭樵及宋儒的基礎認識，應一向要沿續到乾隆初年。那時，雖士人因遭“夷”變“夏”的“夷夏”情結已日漸消磨，但漢宋學術門戶間的芥蒂卻還沒有開闊爽朗，反應在治學上，士人年夜都還是依循“兼采”的舊途，例如姚際恒(1647—約1715)《詩經通論自序》在論及《詩甜心花園序包養感情》即稱：“予謂漢人之掉在于固，宋人之掉在于妄”。即漢儒、宋儒各有其弊。但是，“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年夜明，治宋學者已尟，說經者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28)隨著專主訓詁考據的漢學風盛，漢、宋門戶漸深，遂漸漸包養甜心影響到對于鄭樵的接收。
關于清乾嘉漢學極盛之時，因漢、宋治學理念而構成的門戶領域，明天已難懂得，但當時的事實確實這般。對于當時的學者來說，一觸及到學術，往往隨便就引出了漢宋之間，生命義理與學術取向分歧的問題，其積習之深，不僅惠棟(1697-1758)、戴震(1724-1777)、王鳴盛(1722-1797)、錢年夜昕(1728-1804)等考據名家這般，即便是普通士子的言談，亦在不經意間有所吐露。例如，凌廷堪(1755-1809)在給謝啟昆(1737-1802)一本與漢宋之學毫無關系的《西魏書》所作序即說：“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掉。主文辭者其弊或至于空疏，寄褒貶者厥咎遂鄰于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29)隨口就牽引出漢宋門戶的問題，并旗幟鮮明地表白本身的學術立場是在漢學一邊，而對宋儒之學則深不以為然。
受宋漢門戶影響，盡管在治學路數上，鄭樵與專主生命義理的宋儒并不盡同，但仍殃及到學人對他的接收。例如以考據見長，被后世稱為有清“一代儒宗”的錢年夜昕，就不時在批評鄭樵之時，連及對宋儒的批評。在一封給王鳴盛的書信中，其所談回應的，本是王氏說他的一些研討于顧炎武、朱彝尊、胡渭、何焯等人的學術觀點“間有駁正，恐觀者包養合約以試訶前哲為咎”的問題，但錢年夜昕對這問題的回復，則于數語之后，竟筆鋒一轉，徑直指向宋儒，曰絕“不成效宋儒所云‘一有差掉，則余無足觀’耳”，進而又于文尾再次一轉筆鋒，指向鄭樵曰：治學最忌者，乃“前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于前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鄭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后來宜引以為戒者也”。(30)在錢年夜昕看來，鄭樵所代表的就是宋儒的學風，其學術表現為“好異而無識”。(31)而在對鄭樵與宋儒的接收上，同為考據大師的王鳴盛，與錢年夜昕亦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皆站在漢學立場批評鄭樵。例，其《蛾術編》卷五十七《說人》七“沈田子(沈)林子傳”條有：“杭州盧紹弓來札，云《通志》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傳》，今《南史》無之，竊疑無此事，殆必(沈)約《(宋書)傳》所附耳，予深惡鄭樵之妄，于《通志》屏而不觀，未知果若何”云。(32)總之，在乾嘉時期堅守漢學門戶的學者看來，雖“杜佑《通典》馬端臨《通考》鄭樵《通志》三書皆史志之總匯也”，但相較而言，“惟鄭樵學識淺陋頗多紕繆”。(33)
關于漢宋門戶于所接收之鄭樵的影響，表現直接者，莫過于揭起皖派漢學旗幟的戴震與史家章學誠。據章學誠自述，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學誠以后學再次往謁時號稱漢學祭酒的戴震。這次章、戴會面，所討論問題的中間，恰是鄭樵的《通志》。對此，章學誠后來回憶說：“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為缺乏深辨，置弗論也”。(34)至于戴震若何痛詆鄭樵學術，章學誠并沒有具體記載，但戴震于鄭樵學問一貫不以為然確是事實，因為戴氏曾在其《續地理略》中訕笑鄭樵曰：“蓋地理一事，樵所不知，而欲玉成書，固不成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35)此外，章包養網推薦學誠的回憶還談到他對戴震詆毀鄭樵的觀點“頗有訾警”，并“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作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澄清之功”。(36)這里章學誠是怎么為鄭樵辯護的，該文并沒有詳敘，但他的基礎意見，年夜致還是可以在《文史通義·申鄭》中一窺，《申鄭》篇云：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于前人著作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于是遂欲匡野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機杼。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考慮群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不決者，紛紛攻擊，勢若令人切齒。前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夫鄭氏包養網單次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克不及鄒、魯趨蹌；繩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年齡》之后，一人罷了……自遷、固而后，史家既無別識機杼，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冷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并稱于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楊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37)
這里，章學誠稱：“鄭樵生千載后，慨然有見前人著作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此中亟言鄭樵學術之長，而不以所謂漢學的尋求為意。章氏為鄭樵辯護的類似言論，亦在《答客問》《釋通》諸篇中尋得蹤跡。如《釋通》即說：“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前人不克不及任其先聲，后世不克不及出其規范，雖事實無殊舊錄。”(38)其對鄭樵的推重不成謂不高。
戴、章二氏在鄭樵的接收上之所以枘鑿，最基礎在于對漢宋治學路徑的認同分歧。戴震如前揭，乃是張年夜漢學者，而章氏則力倡獨斷義理之學，自詡是宋明浙東學術傳人，曾作《朱陸》合“道問學”與“尊德性”兩途，而為宋明之學辯護。(39)稱本身：“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吾于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克不及，必欲自為著作以趨時尚，此吾善于自度也……吾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40)雖未見自稱“宋學”“理學”，但不屑那些標榜“漢學”、專以訓詁考據為能事的學者的態度則是顯然。
清代中期因漢宋門戶，抨擊宋儒而連及批評鄭樵的情況，應該相當廣泛。即便是普通的學者，也往往于說起鄭樵之時，牽連出漢宋學的問題。例如惲敬(1757-1817)就在與伴侶的書信中批評鄭樵“《通志》敘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為贓吏，子為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為證”，并力辨其非，稱：“武非縱盜，則九江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為群盜，故子系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通輕俠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九江受贓出事實sd包養矣，可哂也!”而接下來卻將筆鋒一轉，將矛頭直指宋儒曰：“北宋以后，儒者喜刻深，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即妄為新論，專以決剔後人瑕累為快……如后此有數十年暇日，當遇事爲前人分疏，勿使漁仲諸人沉迷昔儒，詿誤后學也”。(41)將鄭樵的抽像與對宋儒宋學的認知疊加到了一路。包養甜心網又如紀昀所撰《四庫全書總目》的《通志》撮要，也是在歷數《通志》種種編纂不當后，評之曰：“蓋宋人以義理相高，于考證之學罕能留心。樵恃其該洽，傲視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復詳檢，遂不克不及逐一緊密，致后人多所譏彈也”。(42)同樣是將鄭樵的學術認知，扯上漢宋學的門戶。
除普通性學術問題外，由于清中期興盛的考據重要圍繞著經學展開，所以在對鄭樵的學術問題中，值得專門提出的，是有關《毛詩序》的問題。
《毛詩序》又簡稱《詩序》，關于它的作者及內容，自漢晉以來一向有所爭議，到了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反《詩序》的聲音越來越年夜，北宋時還是懷疑，到了南宋竟直接被一些學者所拋棄。在這中間，鄭樵的《詩辨妄》對《詩序》的詰難影響最年夜。此后，其觀點先后遭到程年夜昌、王柏、王質及朱熹等學者的接收與發揮。尤其是朱熹所作《詩序辨說》，因附在被統治者用來作取士標準的《詩集傳》之后，社會影響極年夜。但是到了清代，隨著標榜漢學反對宋學之風起，一股非難鄭樵、朱熹之說，回復到毛、鄭《傳》《箋》之舊的思潮興起，于是，有關《詩序》的辯論也就成了評價鄭樵的一個熱點。如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鄭樵《爾雅注》撮要曰：“南宋諸儒，大略崇義理而疏考證，故樵以博洽徼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諆毛、鄭，其《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誣捏說經之捷徑，為通儒之所深非。”(42)乾隆間進士范家相，也是站在漢學立場，指斥鄭樵等宋人《詩》學研討之弊云：“鄭漁仲譏漢人講《詩》，專以義理相傳，而《詩》之本以掉。予謂宋儒台灣包養傳經，專以義理上薄漢唐。樵正如是而反貶漢人，何耶？漢之傳箋訓故，誠難免于穿鑿，然尚不以空言相臆度而掉《詩》之本也，以義理空為臆度，則考據掉而詩之本益離”。(44)
此外，除學術立場與對鄭樵接收的復雜性外，我們也留意到了鄭樵接收史中的歷史原因。由于義理闡發與經義文字的訓詁考據本是親密聯系的兩面，而人作為尋求意義的動物，單純的訓詁考據并不克不及滿足人們對尋求義理的心思訴求，惟因這般，即便是在考據最盛之時，一些有思惟的考據大師，如戴震等，仍難掩其內在的對于義理尋求的沖動。于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嘉慶后期，一些學者的治學，逐漸開始出現不拘漢宋門戶的取向，此中最能體現時代學術變化的代表，莫過于提出“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觀點的阮元(1764-1849)。阮元認為：“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消。”(45)其時，阮氏以朝廷年夜員兼學林領袖而倡言漢宋兼綜，學界風氣亦隨之丕變。(46)于是于鄭樵的包養軟體接收，也就有了新的取向。例如其時的目錄學家，曾就學阮元，進詁經精舍參與修輯《經籍籑詁》的周中孚(1768-1831)，即有“就唐以媒介之，若必欲合數代為史，方成著作，然則亦當棄‘十七史’，而獨尊鄭樵《通志》矣”之說。(47)
當然，當提醒漢宋門戶與對鄭樵的接收之聯系時，我們也留意到，即便是考據之風最盛、漢宋門戶最被強調的乾嘉時期，亦有一些學者在接收鄭樵之時，并沒有像那些執著“漢學”標準的學者那樣，將對鄭樵的評價牽強地與“宋學”相系，而是采取一種調和、調和的立場認識和評述鄭樵。如乾隆年間的金石考據大師王昶(1725-1806)，其《示長沙門生唐業敬》，不僅在經學研討上確定宋明學者的價值，亦于史學稱：“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王圻《續通考》，此匯史志包養俱樂部而成者，千古地理、地輿，以及平易近生國計，因革利害，皆在于是，不讀此缺乏成經世年夜儒”。(48)至于一些不以考據相高的文士，對鄭樵的接收，則從言論中也看不出什么漢宋門戶之爭的影響，如戲曲家李調元(1734-1803)，言及鄭樵，甚至將之與程朱并稱曰：“莆田鄭樵在漁仲為宋名儒，其著作包養甜心網與程朱諸人相輝映”。(49)
三、清廷建構的鄭樵抽像與處所視域中的鄭樵
言及清中期這種不拘漢宋門戶的接收鄭樵的學術取向，還有一個不克不及不提的方面，這就是清朝廷。作為把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清廷，對于社會的導向，其影響還是很明顯的。
清廷接收鄭樵的抽像，明顯涂有試圖超出漢、宋學門戶的官方顏色。從明朝末年開始，國家的意識形態，實際面臨著兩層重建：一方面，是面臨著若何重建因王陽明及其后學的沖擊而崩潰的意識形態——程朱理學，改變士人尋求思惟多元化的趨勢；一方面，又必須回應極真個王學風行而導致的社會反智傾向，回應明末出現的反反智主義的實學思潮。這兩個方面，也是與清廷“以夷進夏”后，若何獲取認同及符合法規性這個嚴重問題有聯系的問題。沉思熟慮的結果，就是超然于學術門戶的漢宋之爭，在以各種方法強化理學意識形態統治位置，宣稱“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學也”(50)的同時，亦對明末以來士人對于知識尋求而發展起來的經典考據模稜兩可，甚至本身亦以博學自炫，以編纂各種年夜型史著以及類書、叢書等，達到強化此中華文脈承繼者的位置。以這樣的姿態所接收的鄭樵，天然會分歧于那些堅守漢宋門戶的學者。關于清廷接收的鄭樵的抽像，最直接的體現是《通志》的校勘出書。
據《國朝宮史》記載：乾隆十二年(1747)，在完成校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后，乾隆帝又“命經史館諸臣校刊”《通典》《通志》《文獻通考》。認為“汲古者并稱‘三通’，該學博聞之士所必資”。(51)此中具體到鄭樵《通志》，乾隆不僅在重刻《通典》序中有過比較，認為鄭樵學術的特點，是“主于考訂，故旁及細微”外，更在重刻《通志》序中說：“宋鄭樵氏以閎通之學，思欲極古今之變，會通于一”。其“所撰二十略者，包羅天人，錯綜政典，該括名物，高低數千年，首尾相屬，用功亦良勤矣”。與此同時，乾隆帝亦指出鄭樵學術的包養價格缺乏，認為“不克不及為之諱”，最后議論曰：“夫博物洽聞之士，殫畢生之精神，從容幾研，囊括貫串，勒為成書，宜其援據精而條理密，顧紀事纂言，尚難免于紕繆，若此豈非所謂多而不克不及無掉者歟？而況設局分曹，成于眾手，動淹歲序，舉后忘前，亥豕魯魚，觸目而是，任操觚者其可不知所懼也乎？”(52)即將鄭樵《通志》的疏漏，歸之于著作之難。包養站長
乾隆帝這種以統治者立場超出漢宋門戶的對鄭樵的評議，也為官方接收的鄭樵的基礎抽像定下了調子，決定了普通官方對鄭樵的解讀，不論具體著作的撰述者之學術傾向的是漢、宋哪家立場。例如，曾任《四庫全書》總纂修官的紀昀曉嵐，雖所學本在宗漢儒，長考證。但于官修《四庫全書總目》《通志》撮要，盡管歷數《通志》諸略編纂不當和抄襲疏略，極言：“蓋宋人以義理相高，于考證之學，罕能留心。樵恃其該洽，傲視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復詳檢，遂不克不及逐一緊密，致后人多所譏彈也”。但于最后，仍不得不按照乾隆帝定下的調門稱：“通史之例，肇于司馬遷……其例綜括千古歸一家言。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容鑄，則難以成書……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樵負其淹博，乃綱羅舊籍，參以新意，撰為是編”。稱鄭樵“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議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談無根者可及”云。(53)完整是依照乾隆帝的口氣，將鄭樵的疏漏歸因于著作之難。
以乾隆帝為代表的清廷接收的鄭樵的學術抽像，除代表朝廷立場的官修史書外，也直接決定清廷了科舉取士的標準謎底。這里可以舉出吳省欽(1729-1803)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廣西鄉試的策問為例。該策問第二問史學曰：
問自古載籍極博，諸史而外，足以備歷朝之掌故，括百氏之源流，年夜而軌制典章，細而名物、象數，綜甄畢具者，大體莫如《三通》。名為“通”何與？……斯三者增損因革分門果何似與？……我皇上右文稽古，嘉惠士林，特命詞臣校訂《三通》，并續成《通考》。近復勅《通典》《通志》一體開館續修，甚盛典也。諸生涵泳圣涯，改日皆有珥筆編摩之任，其以素所研辨者，分析言之毋隱。(54)
假如說，上述這些相對正面的鄭樵抽像，還是朝廷官方給與的，對于一些人來說，能夠幾多有些不那么情愿，如信奉漢學的紀昀。可是，在鄭樵家鄉的士人那里，其所接收的鄭樵，就完整是另一番臉孔了。這里且不說處所史敘述中的鄭樵抽像，僅就普通士人的認識而言試舉幾個例子。
其例一：約乾隆十五年年前后仍活著的福建閩縣人郭起元，有《介石集》傳世，此中有《莆中使院徐星友約同訪夾漈草堂不果悵然有作》一詩曰：“曩哲垂緒言，由博斯返約；目不窮萬卷，奚稱道問學？莆中鄭漁仲，古今羅槖籥；緝成通典書，儒者資考索；挽近學術陋，見聞日淺薄……此地夾漈鄉，瓣噴鼻欣有托……”(55)
其例二：有福建侯官人陳壽祺(1771-1834)，雖曾師事阮元，且與錢年夜昕、段玉裁等樸學年夜師往來，治經一取漢學之徑，然言及鄉賢，亦改口氣曰：“吾鄉自宋以來，學者奉朱子包養犯法嗎為年夜師，百世無異包養sd議。如吳才老之于《尚書》，陳用之、晉之之于《禮》《樂》，黃文肅、敖君善之于《儀禮》，蘇魏公之于律算，鄭漁仲之于《通志》，陳季立之于《詩》音，黃漳浦、何元子之于古《易》，皆淵綜閎眇，負千載卓絶之包養網ppt識”。(56)
鄭樵接收者的處所主義立場，亦影響到曾在福建處所任官的官員。例如彭蘊章(1792-1862)，其籍雖是江蘇長洲，但因曾任福建學政，故論及學術，也說“閩故多理學經術之士，晦翁、漁仲、高翥，千秋漳浦、安溪，羽儀近代，宜其品行卓絕，表峻節于崇山，汲古淵深，挹洪波于滄海。乃邇日士林漸少根柢，以予按試所至，詞賦不乏可觀，而說經之士寥寥焉。至于勵儒行，矜名節，嗣先賢之芳躅，矯末俗之澆風者，猶時或遇之，以此嘆前賢之流澤長也”。(57)可見地區在人物品評中的間接影響，對于鄭樵的接收與抽像塑造，同樣是不成忽視的一個方面。這也是我們剖析鄭樵學術接收史需求留意的一個方面。
注釋：
①顧頡剛：《鄭樵傳》，《國學季刊》第1卷第2期，第309頁。
②(元)歐陽玄：《歐陽玄選集》，成都：四川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第585頁。
③(元)梁益：《詩傳旁通》卷十五，北京：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第289頁。
④⑤(元)梁益：《詩傳旁通》卷十三，北京：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第284，263頁。
⑥(明)宋濂：《宋濂選集》，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1999年版，第1331頁。
⑦《四庫總目撮要》卷七十，史部地輿類八“雜記之屬”，《江漢叢談》撮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26-627頁。
⑧《游洋志》撰于明正統十三年(1448)裁撤興化縣不久，原僅有殘缺手本，并未雕校印行。1936年，游洋人張國樞據家躲手本補綴排印，改稱《福建興化縣志》。1999年，處所志編委會又以《游洋志》之名作為內部圖書非正包養管道式出書了蔡金耀校訂本。
⑨(明)周華：《游洋志》，蔡金耀點校、莆地步方志編委會1999年內部出書本，第77頁。
⑩(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71《鄭樵傳》，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1991年版，第705頁。
(11)《宋史》卷436《鄭樵傳》：“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年夜川，搜奇訪古，遇躲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往。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地理、地輿、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躲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余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獨樹一幟，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岳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進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次序，因求進祕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后公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師長教師。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略博學而寡要。生平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于仕進，識者所以少之。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
(12)在此之前所修相關志書，可參見《重刊興化府志》福建國民出書社2007年版蔡金耀點校媒介。
(13)(明)周瑛、黃仲昭：《重刊興化府志》，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2007年版，第927頁。
(14)(明)柯維騏：《宋史新編》卷一六六，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
(15)《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二“傳記類存目四”《東越文苑》撮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62頁。
(16)(17)(明)陳鳴鶴：《東越文苑》卷三，《中國現代處所人物傳記匯編》第81冊福建卷一，北京：北京燕山出書社2008年影印版，第79-80、79-80頁。
(18)(21)(22)(明)陳子龍：《陳子龍選集》中，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112-1113、1112-111包養情婦3、1113頁。
(19)《明史》卷二五二《楊昌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525頁。
(20)(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五“包養合約明末書生誤國”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06頁
(23)(28)(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41、341頁。
(24)(25)(清)潘耒：《日知錄序》，《日知錄》sd包養卷首，石家莊：花山文藝出書社1991年版，第7、8頁。
(26)(清)杭世駿：《杭世駿集》，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15年版，第二冊，第326-328頁。關于杭氏第一次充福建同考官之事，杭氏《榕城詩話序》“壬子之歲，余以試舉人進閩”句可證(見前引《杭世駿集》第1321頁)。第二次任己未科會試同考官事，參見嘉慶四年刻本《清秘述聞》卷十五。
(27)(清)楊繩武：《鐘山書院規約》，《昭代叢書》辛集別編之卷十六，世善堂躲版。
(29)(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47頁。
(30)(清)錢年夜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9年版，第636頁。
(31)(清)錢年夜昕：《十駕齋養新錄余錄》，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1983年版，第331頁。
(32)(清)王鳴盛：《蛾術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853頁。
(33)(清)洪頤煊：《筠軒文鈔》卷二，平易近國二十三年邃雅齋叢書本。
(34)(36)(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答客問上》，葉瑛《文史通義校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63-464、470頁。
(35)(清)戴震：《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四冊，第34頁。
(37)(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申鄭》，葉瑛《文史通義校注》本，第463-464頁。按平易近國嘉業堂《章氏遺書》本較此本于“不善作雕蟲篆刻耶”與“夫史遷絕學”之間，多“某君治是書也，援據不成謂不精，考求不成謂不當，以此羽翼《通志》，為鄭氏元勳可也。敘例文中，反唇相譏，攻擊作者，不遺余力，則未悉前人著作之義，而不克不及不牽于習俗猥瑣之見者也”70余字。
(38)(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釋通》，葉瑛《文史通義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76頁。
(39)《朱陸》：“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克不及不分也。高超沉潛之殊致，譬則冷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不知其意，交相為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成合之同異，亦千古不成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為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情面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后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為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為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為守專陋，則曰生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又按：關于戴震與章學誠二人之間學術觀點不合的公案，詳參(美)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而此書在國內亦曾出書有多個版本。
(40)(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二》，平易近國嘉業堂《章氏遺書》本。
(41)(清)惲敬：《年夜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與宋于廷書》，四部叢刊景清同治標。按：凌揚藻(1760-1845)《蠡勺編》卷二十一有“《通志》”一條，亦全錄此文。
(42)《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鄭樵《通志》撮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48-449頁。
(43)《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鄭樵《爾雅注》撮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39頁。
(44)(清)范家相：《詩瀋》卷二“集傳二包養價格ptt”，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1990年影印版，第88冊第614頁。
(45)(清)阮元：《研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中華書局1993年版，上冊，第151頁。
(46)(平易近國)徐世昌《清儒學案·心巢學案》有總結清代學術語，稱：“道、咸以來，儒者多知義理、考據二者不成偏廢，于是兼綜漢學者不勝枚舉”。(見中國書店影印本《清儒學案》冊4第336頁。)。按時持此說者頗多，如平湖朱壬林(1780-1859)即云：“漢學、宋學，不宜著重，學以窮經求道，一罷了矣，本無所謂漢宋之分。”(《小云廬晚學文稿》卷二《與顧訪溪徵君書》)；安徽胡承珙(1776-1832)亦有“治經無訓詁、義理之界，為學欲無漢宋之分”說(《永是堂詩文集》卷四)。
(47)(清)周中孚：《鄭堂札記》卷三，清光緒刻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48)(清)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八，上海：上海文明出書社2013年版，第1129頁。
(49)(清)李調元：《童山集》文集卷十三“鄭夾漈遺集跋”，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
(50)(朝)樸趾源：《熱河日紀》卷四《審勢篇》，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1997年版，第218頁。
(51)(52)(清)鄂爾泰、張廷玉等：《國朝宮史》卷三十五，北京：北京古籍出書社1994，年版，第671、672-673頁。
(53)《四庫全書總目》卷50鄭樵《通志》撮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49頁。紀昀這種接收鄭樵的取向，也是逢迎清廷統治者超然漢宋門戶的意識形態請求，例如《四庫全書》經部總敘在評議漢宋學術時說：“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缺乏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缺乏服宋儒也，融化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正義出，正義出而經義明矣”。內心雖傾向漢學，但在官修書籍時卻顯出蛇鼠兩端、閃爍其辭的表述。
(54)(清)吳省欽《白華前稿》卷二十，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本，上海：包養金額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371冊387頁。
(55)(清)郭起元：《介石堂集》詩集卷七《莆中使院徐星友約同訪夾漈草堂不果悵然有作》，清乾隆刻本。
(56)(清)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九《鄉貢士·海何君墓志銘》清刻本。
(57)(清)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六《虛谷文集序》，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版，第557冊637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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