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0月141對1教學日
中國最早的文學期刊《瀛寰瑣紀》出書
同治壬申年玄月十一日（1872年10月14日），中國最早的文學期刊《瀛寰瑣紀》創刊號在上海公共租界刊行，這里后來成為有清一朝無須爭議的媒體之都。與那時其他大都中文雜志和報刊一樣，《瀛寰瑣紀》為本國人擁有及運營的公司，附屬申報館。運營者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一個來自倫敦，精神抖擻且具有立異精力的年青人。他精曉漢語，早已洞察中國本身的遺產及其對世界的愛好，足以包管古代印刷品的商機。
《申報》是這間公司最主要的出書品，創刊于《瀛寰瑣紀》出書半年前，股本只要1600兩（相當于1874年在噴鼻港開辦一份中文報紙所需股本的非常之一），這意味著能購置的裝備和雇用的員工無限。除了消息、社論以及轉錄發載的邸報和噴鼻港中文報紙的摘錄，這份報紙還約請文人就國度事務頒發評論，或撰寫文娛性文字與花邊消息，以此激起大眾會商并填充版面。
《瀛寰瑣紀》
《申報》創刊時很快收到一大量文人的來稿，他們熱切地盼望本身的作品被登載在這種新媒體上。但是，只要一小部門顛末遴選的稿件可以或許頒發。到1872年9月，報紙八個版面中的兩個半到三個版面可以刊登本身的內在的事務，其余版面則是轉錄發載（占一個半版面）的內在的事務和市場行銷。一周刊行六期，每期大要印量3000份。僅僅9月一個月，《申報》即登載了23首簽名的詩歌和散文，33篇大都簽名的長篇消息報道和評論，這些稿件全來自報館以外的人。稿件內在的事務與當下社會慎密聯繫關係，包含描述公共租界狀態和鴉片煙癮弊害的竹枝詞及散文，還有觸及一系列主題的消息：包含前載評論文章激發的后續論爭，關于春藥迫害的正告，甚至于城市處理乞丐題目的對策。
這群常識分子作者，恰是這份創刊不久報紙的目的讀者群。它警惕從事，唯恐這些支撐者熱忱不再，也恰是這股熱忱，推進了精英階級對報紙的接收。固然《瀛寰瑣紀》供給一個新場地，刊載具有時髦興趣但與時勢并不直接相干的作品，但并不影響《申報》外來稿多少數字。1872年12月，《申報》外來稿有66篇詩歌或散文，以及41篇評論或消息。
《瀛寰瑣紀》創刊號，提綱挈領的序文表達這份刊物起先不是以專門“文學”期刊為主。自稱“仿《中西見聞錄》而更擴大之”，所說起的刊物是兩名英國布道士在北京共享空間開辦的中文期刊，此二人后供職于總理列國事務衙門的同文館。《中西見聞錄》的開辦者獻身于中國和中國文明，對英國的中國政策持批評立場。期刊定名已然表白開辦刊物之目標：要為他們的讀者翻開世界；要頒發“見聞”，亦即消息，借以引進迷信、技巧，以及樹立在現實基本上的社會報道。《瀛寰瑣紀》用“瀛寰”一詞涵蓋前文所述的“模擬”與“更擴大之”。內在的事務將包含那些即使不曾親目睹聞，卻有“感性”基本的事物，或許即使沒有“感性”支持，卻有“想象”可暗示的事物。“瑣紀”隱含包容分歧情勢短篇寫作的開放性，以及作品應具有最高東西的品質的不雅點。這份刊物四年間共刊行58卷，其間兩次改名，意義則不變。它預示了往后很多中文文學期刊好景不常的命運，這些期刊常常不受出書商器重，編者往往構成特定小圈圈，并遭遇審查軌制之害。
《申報》
《中西見聞錄》
這份期刊的編纂任務由中國文人擔負，說話和版式年夜部門按照他們的偏好。于是，《瀛寰瑣紀》（以及同階段的《申報》），與同時代和稍早在北京出書的新教布道士刊物構成光鮮對照。刊物采用中國農歷，也不在文本中應用標點符號——由於后者所代表的尺度低于他們目的讀者的文明水平。無論這些情勢上的標誌將表現出何種中國性，這份刊物的序文，卻特地凸起美查居間飾演的主要腳色。將刊物的“有遠志”回功于美查，稱其懷此洞見——即“詫異駭怪之談，沈博盡麗之作”，定會比死板無味的“經籍”更具教導意義。還將刊物的定位之功回諸美查，即引進利用迷信方式、濟世安平易近的方策以及迷信常識，同時供給文娛等。固然美查只是以書齋主人（尊聞閣主人）之名呈現在這篇頌辭中，但他似乎無須更多的先容。這闡明《瀛寰瑣紀》和《申報》目的讀者在很年夜水平上是堆疊的。
頒發于《瀛寰瑣紀》的作品當然要盡力到達期刊的請求。第一卷文章極富文娛性和常識性，有談及神經體系，也談到閑置的蒸汽巨輪“年夜西方號”（Great Eastern）改裝為電纜展設船，在不列顛群島和美國之間展設第一條跨年夜西洋海底電纜時，施展不成估計的感化；另一篇關于長崎之行的報道，被標舉為書寫某一特定處所風土著土偶情之“典范”；還有一篇譏諷文章，談到一個支付接濟遭拒的英國人，直到他把本身的金牙換成馬骨牙。但是，即使以最廣泛的“文學”界說懂得，這一卷并沒有“文學”作品。
這是一項立異性的冒險工作，申報館持續摸索這份期刊將來的能夠遠景。經過歷程中，它鑒戒了相似內在的事務多樣的英國期刊——如《布萊克伍德愛丁堡雜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或《威斯敏斯特雜志》（Westminster Magazine）等，同時又盛贊《莊子》《列子》中，那些雋永而興趣不凡的寓言所應用的體裁形式。前述兩部著作勝利以華麗而不空泛、不落窠臼的文采，表達哲學上的洞見。
《點石齋畫報》
這些都是與時期親密相干，內在的事務很是明白詳細的文本。無論長崎之行報道的典范寫作，或以骨頭做成的假牙作為譏諷的根據，甚至于稱贊《莊子》《列子》的寓言，總而言之，都暗示出一種很是都會化的審美檔次。這種檔次在接上去20年中，主導了申報館的出書工作，一向延續到有名的《點石齋畫報》出書為止。由于《瀛寰瑣紀》越來越逢迎那時風行偏心詳細和寫實的國際寫作興趣，它對年夜部門中國思惟、著作和繪畫中所浮現的空泛情勢主義，持批評立場。
《瀛寰瑣紀》第2卷擴大了范圍，歸入詩歌、歌劇詠嘆和獻辭等文雅作風的文學作品，還包含格言、游記和速寫那時名妓等新題材，大都都是新創作文本。但刊物也開端刊載此前未及頒發的作品，特殊是承平天堂戰鬥中逝世難者的遺作。編者為清楚釋選文尺度，好讓讀者清楚本身能夠會投稿或提出登載的稿件類型，常常在文末加上短評。這份刊物的作者日趨多元化，闡明刊物正被視為頒發視野普遍的短篇文類陣地。一些有位置和名譽的作家開端投稿，不再簽名“某客”而是署真名或齋號。凡是一卷36頁的篇幅中，文學文本占到7頁。而作者和讀者的配合群體開端構成，他們擁有異樣普遍的文明愛好，標舉本身為“年夜雅正人”。他們對“世界”佈滿愛好，但并不崇敬一切“東方”事物，并且與瑣碎內在的事務的夸張框架堅持反諷式的間隔。他們是一群剛經過的事況過一場撲滅性內戰帶來創傷的有閑階級。
刊物第3卷付與文學加倍顯要的位置。《申報》之前已頒發一些英語小說的節譯，如《格列佛游記》的片斷，此時開端連載利頓（Edward Bulwe共享會議室r Lytton，1803—1873）以遺產繼續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昕夕閑談》（Night and Morning，1841年）譯作。在訂閱刊物的方法尚未普及，讀者每期購置的市場中，連載也施展培養連續性讀者的感化。《昕夕閑談》聽說可與巨大的中國小說相媲美，並且把“novel”這一世界性的文學文類參加中國小說中。《昕夕閑談》完善地合適聚會場地申報館的美學計劃。譯文附有評論，應用中國文學的評點語匯，來凸起其復雜的文學技能（如伏筆）。同時又向讀者先容英國的社會佈景，那是女孩可以零丁觀光，年青密斯談愛情也不會被排擠的處所。《昕夕閑談》旨在“怡情”，但卻經由過程這種方法供給了參照，而非直接批評中國當地風氣，到達修改中國風氣的目標。此時，申報館已發明一些不曾發行或稀見的中國小說合適他們的計劃。于是，《瀛寰瑣紀》轉而頒發那些作品，因此終止連載，《昕夕閑談》譯作最后以冊本情勢出書。《瀛寰瑣紀》別的刊載的本國作品是24卷至26卷連載的寺門靜軒（1796—1868）的《江戶繁昌記》，這是一部有關19世紀30年月江戶（今東京）極為詳細，又具譏諷性的紀實文學作品。此書以華文寫成，不用顛末翻譯。在明治維新以前，華文在japan(日本)享有高尚位置。
《<昕夕閑談>校注與材料匯輯》 蠡勺居士著 鄔國義收拾 上海古籍出書社2018年出書
第3卷出書后，《瀛寰瑣紀》已成長出它的要害性特點，包含描寫性的詩歌，如《尊聞閣同人詩選》；關于不凡人物的活潑傳略，有內戰中的男女“義士”，也有妓女或乞丐等都會型腳色；會商水患這類實務的專題論文，學術性的征引（年夜部門是中文資料）極年夜地晉陞了這些論文的東西的品質；諸如曾國藩（1811—1872）等名人的未刊手札、游記；以及相當多少數字從內戰中保存上去——有時辰只要片斷——唯一無二的文學作品，及其留念性的引言。
1876年，這項工作忽然中止，此時申報館已確立了本身作為中國文學文明遺產，以及頒發新作品最主要出書者的位置。很多曾為《瀛寰瑣紀》撰稿的作者，持續為申報館出書的冊本寫序、作注及題詞，這些冊本為接上去數十年的中文出書品，樹立了典范性的尺度。《瀛寰瑣紀》終刊時，另有大批的手稿未登載，標志了這份期刊及申報館是廣受尊敬的文先生產空間。兩位編纂從這些手稿中，遴選部門持續收拾頒發。此中一位是蔡爾康（1851—1921），后來任職個人空間上海機械印書局，并開辦了《侯鯖新錄》。這份刊物出了4卷，延續《瀛寰瑣紀》和宋朝舊的《侯鯖錄》的傳統和美學計劃，匯集了多種多樣的文類：詩歌、軼聞、關于人和風氣的報道、汗青論文、手札及評論。
這種屬于美學而非特定文學的計劃，卻起到了實際上的紐帶感化，它聚合了混淆的篇章，將其整合到申報館總體的出書計劃中。這一計劃，采取的態度與猛攻中國文明本真性之立場已然各奔前程，它悄悄地翻開了中文寫作介入世界文學和文明潮水的年夜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