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適逢梁啟超生日150周年。但凡讀過任公函字的人，大要都不會感到他是那么長遠的前人。正如胡適挽任公的聯所說：“文字收功，神州反動。”任公既是著作家，更是實行家，並且他的著作和實行可以或許互為動力。從政治、經濟、交際的事功，到史學、法學、哲學、梵學、文學、社會學、藏書樓學等諸多方面的撰述，無不表白梁啟超不只是清季平易近初維新活動和新文明活動的主要人物，也是近代中國粹科系統和人文學術范式的重要創建者。
但是，絕對而言，梁啟超在教導史上的位置，卻被他的政治事功或學術思惟的高光粉飾了。鄙見所及，似乎還沒有一部著作專論梁啟超跟教導的關系。現實上，梁啟超在教導方面的運動相當豐盛：他二十出頭就協助康無為在萬木草堂講學，光緒二十三年任時務書院中文總教習，亡命japan(日本)時代介入了橫濱年夜同窗校事務；1920年接手中國公學，繼而在清華、南開、西北、燕京等校講學，暮年擔負清華國粹研討院導師。這些都是大師比擬明白的現實。黌舍教導之外，梁啟超還在男子教導、社會教導、品德教導等特別範疇有所建樹，他的後代則是家庭教導勝利的典范。
再從教導思惟來看，梁啟超可謂近代新教導思潮的動員者。特殊是他早年所撰《變法通議》（1896-1897）中的《論黌舍》諸篇，作為全部新教導活動發真個綱要，跟后來官定書院章程（壬寅學制、癸卯學制）中的諸多細節都有隱含的對應關系。梁啟超晚期教導論中趨新求變的意義比擬不難被懂得。這些黌舍論重要集中在發蒙教導階段，往往搬用歐美布道士或japan(日本)教導家的論說，原創性不強，但在梁啟超一支銳筆和新興報章前言的加持下，卻取得了很年夜反應。而當教導計劃進進年夜學階段，梁啟超徵引的資本就更為復雜了，此中的思惟價值也更值得審閱。
講到梁啟超年夜學論的發端，不克不及不提戊戌“百日維新”時代他為總理衙門代擬的《年夜書院章程》。這部章程計劃的“年夜書院”跟后來的北京年夜學既相干又分歧。由於最後京師年夜書院兼有總攬各省書院的行政本能機能，同時又鑒戒了那時南洋公學等舊式書院的分齋或分等體系體例，包括小學、中學、師范，附有編書局、圖書館（藏書樓）、博物院（博物館）、儀器院（試驗室）等機構，可以說是一所全學程的模范黌舍。在書院作業部門，梁啟超和同時期的張之洞一樣提出了“中體西用”的準繩，他把學問分紅“溥〔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溥〔普〕通學者凡先生皆當通習也；專門學者每人各占一門也。”，并在這一框架下枚舉學科門類。梁啟超自陳如許的劃分是依據“歐美、japan(日本)通行黌舍作業之類別”。同時代，張之洞《勸學篇》論學制也有相似區分，古人不難將之懂得成通俗基本教導和專科教導的差別。實在“通俗學”和“專門學”在西文中并沒有對應詞，二者都是japan(日本)近代發蒙思惟家西周（Nishi Amane 1829-1897）的發現。“通俗”和“專門”一開端也并不指學科水平，而是區分常識的性質：品德、汗青、地輿、文學為凡人所通用，就屬通俗學聚會場地；格物、化學、法令等由專家研討，則屬專門學。在梁啟超所擬《年夜書院章程》中，經學、理學、文學、諸子等中國舊學就只要通俗學，沒有專門學。張之洞《勸學篇》講“中學違約”也是異樣的事理：“中學治身心”——對年夜大都人而言，傳統學問不是專門研討的對象，而是身心生命的回宿。通俗是“體”，專門是“用”，《年夜書院章程》中的“通俗學”相似明天所稱通識教導，“無論何種先生”都要在三年小樹屋之內完成。
梁啟超《年夜書院章程》作業部門的構造，來自一年以前的《時務書院作業具體章程》。時務書院“遠法安寧經義治事之規，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其課程計劃異樣分為“溥通”和“專門”兩部門，同時誇大“專精”與“瀏覽”之書并讀，建立“札記”“問格”“課卷”等曩昔書院罕見的講授情勢。只不外札記批答的內在的事務1對1教學釀成了從《公羊》《孟子》施展的平易近權反動論。時務書院“唸書分月課程表”的思緒還可追溯到甲午年梁啟超依據康無為《桂學答問》主旨而作的《唸書分月課程》。這份課程計劃借用了元代朱子后學程端禮的《程氏家塾唸書分年日程》的格局，卻將學程年夜為緊縮，將理學唸書功程改革成了六個月內速成“康學”的秘籍。到戊戌年《年夜書院章程》，梁啟超只枚舉門目，沒有詳細的課程設定。但我們仍無妨推想，梁啟超早年的年夜學幻想，除了東方和japan(日本)的模范，“通俗學”部門很能夠包括著一個幻想化書院的原型。
亡命japan(日本)時代，梁啟超認定教導“重在蒙黌舍、小黌舍、中黌舍”，對年夜學追蹤關心未幾。再度與“年夜學”深刻接觸，曾經是二十年以后歐游回來之際。1920年梁啟超和門人張東蓀等接手中國公學，一開端就有改年夜學的動議。隨后蔣方震給張東蓀寫信會商此事，卻主意不要掛年夜學招牌。蔣方震指出那時年夜學項目曾經淪為一種窠臼：“總之中國公學如其要擴大，早稻田、慶應都缺乏法，白鹿洞、詁經精舍倒年夜年夜的有可取的價值也。”張東蓀在回信里分歧意完整用書院教法，卻也說要“協調晚世年夜學與現代講學舍而具其微”。蔣、張對書院體系體例的推重或採取，跟一戰以后國際教導不雅念的變更有很年夜關系。當時在杜威試驗主義和道爾頓制、不受拘束講座制等英美新教導形式影響下，清末以來新學制步趨的那種德國式或japan(日本)式的團體主義黌舍體系體例逐步松動，教員主導下停止班級所有人全體講解的“赫爾巴特式傳授法”也開端遭到質疑。在這一佈景下，梁啟超、胡適、吳宓等接踵把眼光投向傳統書院，并從中塑造出以宋代表學書院和清代經古書院（詁經精舍、學海堂、南菁書院、龍門書院等）兩個典范類型。
1920年月梁啟超努力于講學、辦學和學術著作，與年夜學多有交涉。1927年頭夏，梁啟超與研討院諸生同游北海，頒發說話，可視為他年夜學闡述的暮年定論。在這篇《北海說話記》中，任公回想了時務書院以來的講授經歷，區分了書簿本的學問和做人的學問，主意在年夜學的“新機關”中參合“舊精力”；也順帶批駁了舊式年夜學作業太多，深謀遠慮，馳騖于片斷的常識，卻少有人信任“品德的存在”等弊端。
在梁啟超這篇說話里，還有一年夜段對近代以來功利思潮突起的回溯，以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三個晚清人物為軸，講述了一條品德退步的道路。他所愛慕的，是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羅澤南“普通書白癡，竟然被他們做了如許巨大的工作，而后來咸豐以后風尚，竟然被他們轉變了，形成了他們做書白癡時辰的幻想品德社會了”。惋惜到李鴻章以下，品德本位成了功名本位，袁世凱更是貧賤本位，終極變成了平易近初的亂局。梁啟超對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等人物的評價未必公允。他要表達對于曾國藩一輩“品德集團”的向往，引了曾氏的古文名篇《原才》來闡明若何從改革多數人進手鼓舞一世之風尚。實在我們了解，《原才》是曾國藩京官時代的少作，那時與他砥礪理學、日課互質的唐鑒、倭仁、劉蓉、邵懿辰等人，跟后來承平天堂戰鬥中突起的胡林翼、江忠源、羅澤南等“復興名臣”并不屬于一個圈子。梁啟超有興趣含混此中界線，目標就是要凸顯品德的氣力，將品德涵養作為成績事功、風氣的一個要素。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對曾國藩的推重非但由來已久，並且耐久不變。早在1902年，他就有興趣要為曾國藩作傳；平易近國以后更編集《曾文正公嘉言鈔》，還曾為蔡鍔輯《曾胡治兵語錄》作序。在《北海說話記》中，梁啟超說起時務書院師生唐才常、蔡鍔與湖南新軍將領黃澤生關系親密，而黃澤生恰是胡林翼的再傳門生。說起這段軼事，也有將時務書院直到國粹研討院的講學風尚上溯曾、胡的意圖。
以一戰后歐游為界，研討者凡是會把梁啟超的生活分為從政與講學兩段，而在這種區分背后，還往往包括著梁氏學術主旨從趨新轉向懷舊的判定。更不消說任公本身也愛好塑造自己“為學無恒”“流質多變”“不吝以本日之我與舊日之我戰”的抽像。但從他的年夜學闡述甚至全部教導闡述來看，仍是有良多貫串一直的關心，好比書院講授的傳統、理學唸書的功程、品德認識的凸顯。這些關心不是到了暮年講學或許遭到東方教導新論啟示的時辰才冒出來的，而是在他講授生活的出發點之處就曾經決議了。要對這個題目有深入的懂得，就得更細致地考索晚清嶺南的講授風尚，以及道咸以降時局影響下書院教法的改變。萬木草堂或時務書院也許并不是特例。
（陸胤，北京年夜學中文系長聘副傳授，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文學傳統的古今轉型、晚清文學及相干學術思惟史和晚世文教與讀寫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