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寄季羨林信原文照片
陳寅恪師長教師（1890—1969）是二十世紀有名的文史大師。今朝，學界對他的相干研討，或集中于生平業績的考述，或聚焦于學術思惟的切磋，可謂蔚然年夜不雅而為一時之“顯學”。比來，筆者發明一封陳寅恪在開國后寄給季羨林的回信，此信不見于以後出書的陳寅恪手札集，所涉內在的事務皆為陳寅恪自己之事，為我們清楚這位史學巨匠供給了幾點全新的信息。今對此加以考釋，以就正于賢哲方家。
陳寅恪共享空間致季羨林之信，全文如下：
羨林兄擺佈，
來信敬悉。
弟有論文兩篇，已先后寄交湯用彤、向達、邵循正、周一良諸師長教師處，請兄往取閱，聽憑迷信院編委會擇一可用者用之。但兩文俱保存修正權，如無一可用，請將原稿寄回為感。
玄奘頂骨，不克不及分一片移葬印度，深為惋惜。弟此提出自謂有深長意義，未來必有履行之者，惟不知是何年代耳。
邇來弟及內人均患病，并以附聞。
怱覆。敬請
教安。
弟寅恪敬啟
十仲春三日
依據信封的郵戳，此信書寫于一九五三年。寄送地址為“北京西郊北京年夜學西方說話學系”。按，北年夜西方語文學系成立于一九四六年，時季羨林剛從德國留學回來，受北年夜校長胡適與文學院院長湯用彤之邀擔負系主任。那時系里分設三個組：蒙文、躲文、滿文組；梵文、巴利文、龜茲文、焉耆文組；阿拉伯文組。一九五一年改稱西方說話文學系，陳寅恪信函的郵寄地址即書寫此名。
陳寅恪之信為其夫人唐筼代寫，蓋當時早已罹“目疾”之苦（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第1頁）。信的內在的事務條理清楚，重要分為三個方面：文章在迷信院的刊用事宜；玄奘頂骨移葬印度一事；本身佳耦二人的身材現狀。以下一一略加考釋。
陳寅恪所說的“論文兩篇”，應是《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團體》與《論韓愈》二文，前者撰成于一九五二年，后者定稿于一九五一年冬（蔣天樞《陳寅恪師長教師紀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書社，1997年，150、155頁），不久分辨刊于《汗青研討》一九五四年第一期（創刊號）與第二期。一九五四年郭沫若致函陳寅恪，此中有云：“尊著二稿已在《汗青研討》上先后頒發，想已達覽。”（劉年夜年《郭沫若關于〈汗青研討〉的六封信》，《汗青研討》1994年第1期）即指此事。
信中所提湯用彤、向達、邵循正與周一良四人，皆與陳寅恪有著深摯的情誼。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湖北黃梅人，有名釋教史家、哲學史家，研討標的共享會議室目的著重于魏晉南北朝與隋唐釋教。一九五二年任北年夜副校長。在海內肄業與在國際科研時代，湯用彤與陳寅恪都有著親密往來，在美國留學時他們二人與老友吳宓甚至一度被并譽為“哈佛三杰”（趙建永《“私密空間哈佛三杰”考辨》，《光亮日報》2014年12月2日）。
向達（1900—1966），字覺明，土家族，湖南溆浦人，長于中西路況史與敦煌學。在東北聯年夜時，向達就向陳寅恪就教過學問。陳氏對向達在三十年月頒發于《燕京學報》上的成名之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甚是推重，后來曾有“羨君辛勞綴遺文”之贊（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聯書店，2013年，393頁）。
邵循正（1909—1972），字心恒，福建福州人，專攻蒙元史、中國近代史。三十年月，邵循正在清華年夜學進修中國近代史時，曾受教于陳寅恪，鉆研過蒙元史。一九三四年赴歐洲留學時即以蒙元史為主修標的目的。兩年后回國先后在清華年夜學與東北聯年夜任教（周清澍《邵循正傳略》，《蒙古史研討》第2輯，內蒙前人平易近出書社，1986年，129—131頁）。一九四五年，陳寅恪赴英國治療目疾時，從行之列中即有邵循正（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124頁）。此事亦足見師生二情面誼之一斑。邵氏后分辨于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二年擔負清華年夜學汗青系主任與北京年夜學汗青學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
周一良（1913—2001），字太始，本籍安徽東至，研討特長為魏晉南北朝史與japan(日本)史。周家與陳家來往已久。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為周一良祖父周學海撰寫過墓志銘，周一良的父親與陳寅恪的年老以及七弟皆是至交。周一良在三十年月于燕京年夜學肄業時，曾至清華旁聽過陳寅恪的課，“聽完第一次，就信服得心悅誠服”。一九三六年，周一良又經陳寅恪表弟俞綱領推舉到陳為組長的史語所汗青組任務，研討范圍為魏晉南北朝史，此后所寫的多篇論文皆遭到陳寅恪的直接影響。一九四六年陳寅恪自海內醫治目疾回國，由上海搭船至天津時，亦有自哈佛留學回來的周一良隨行“得以照料”。（周一良《究竟是墨客》，北京十月文藝出書社，1998年，25—26、41—42頁）于此可見，周家與陳家的世代之交，迄私密空間至陳寅恪與周一良的師徒之誼時，已愈加篤厚了。
從那時來看，以上四人非論序齒歲仍是依照在國際教研的資格，其先后次序皆為湯用彤、向達、邵循正、周一良，這大要就是陳寅恪信中行文順序的依據。
信中所提“迷信院編委會”，“迷信院”為“中國迷信院”，成立于一九四九年，首任院長為郭沫若。“編委會”當是《汗青研討》這一期刊的編纂委員會。一九五三年玄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心組建的汗青題目研討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其間，中宣部提議成立三個汗青研討所，陳寅恪為中古史所長的最無力人選。此外，會議的另一義務是出書一份史學界的刊物。十月七日，郭沫若電函陳寅恪，聘任他擔負中古史所長，并為次年正式發行的《汗青研討》創刊號向他征稿。陳寅恪來電推脫了所長一職。（卞僧慧《陳寅恪師長教師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10年，280—281頁）出人意表的是，陳寅恪此前的自得弟子汪篯在十一月執郭沫若信，親身南下嶺南，力勸其北上就職。師徒的說話終極不歡而散，陳寅恪對此的立場集中表現在十仲春一日由其自己口述、汪篯筆錄的《對迷信院的答復》一文中。不外，關于《汗青研討》組稿一事，陳寅恪并未謝絕。后來正式公布的《汗青研討》第一屆編委的十八人名單中，陳寅恪、湯用彤、向達、季羨林皆赫然在列（蓋志芳《〈汗青研討〉（1954—1966）編委遴選及變更緣由剖析》，《東岳論叢》2010年第1期）。可以確定的是，此前不久汗青所已與他們協商過進進《汗青研討》編委之事，并告訴了其他被選職員的答復。或許此時已批准受聘為《汗青研討》編委的季羨林在致陳寅恪的信中亦轉達了約稿之意，所以，在十仲春三日陳寅恪給季羨林的回信中，起首說起“兩篇論文”之事。一方面，因這兩篇文章之前曾寄給老友湯用彤和向達，此二人與季羨林皆在《汗青研討》編委內，故后者正可趁便取閱，以備評審刊用事宜；另一方面，給季羨林的這一回信亦直接答復了郭沫若此前的稿約。從《對迷信院的答復》中，不丟臉出陳寅恪對“時髦”與“新學”積怨之深（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11會議室出租頁），而在那時的汗青學界內引領時髦與“新學”的代表人物，無疑非郭沫若莫屬。是以，在經過的事況了與先生汪篯的不高興的說話后，不回應版主或直接回應版主郭沫若《汗青研討》約稿一事，應是陳寅恪比擬妥當的處置方法，而此信之回應版主正可“一箭雙鵰”。
信中所說玄奘頂骨“分一片移葬印度”及其所包含的“深長意義”，應是一浩劫點。唐代玄奘巨匠的頂骨，原來分辨供奉于北京廣濟寺、南京玄武山塔、廣州六榕寺、天津釋教協會和成都近慈寺。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失守，日軍高森軍隊在中華門外報恩寺原址發明了裝有玄奘頂骨的石函，連夜封閉新聞。直到一九四三年迫于言論，日軍才將一片二寸寬、四寸長的玄奘頂骨移交給汪偽當局；同時部門頂骨被送往japan(日本)琦玉縣慈云寺內供奉。（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廣東國民出書社，2013年，1167頁）可以說，這一事務在那時曾顫動一時。
吳宓在一九六一年玄月一日的日誌中提到：“回玄奘骨灰及印度贈我國象，二事寅恪實首倡之（眾莫敢言），當局卒行之而莫詳所出。”（《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162—163頁）“玄奘骨灰”即指“玄奘頂骨”而言。吳宓所記正可與陳寅恪致季羨林信互為表里。一九五一年，季羨林隨中國文明團拜訪南亞，其間顛末廣州順路拜見了陳寅恪。兩人的說話內在的事務今已不詳，但從季羨林出行的實際目標剖析，想必他們談判及中印文明交通以及在現代為此作出嚴重進獻的玄奘法師及其頂骨。而據此信“玄奘頂骨”如此之句，可以猜測，季羨林此前給陳寅恪的來信中當說起此事，故后者予以答復。
一九五五年，japan(日本)供奉的玄奘頂骨被送往臺灣。兩年后，中國當局正式將一份頂骨贈予印度那爛陀寺。如許，玄奘頂骨就分置于中國（包含臺灣）、japan(日本)、印度。一九六四年向達南下造訪陳寅恪時，陳氏贈詩有云：“慈恩頂骨已三分，西竺遠聞造塔墳。”便是對此事之寫照。
關于玄奘頂骨“分一片移葬印度”的“深長意義”，最為隱晦。可以確定的是，借此促進中印兩國在那時的政治文明交通，應是此中最為昭著的一年夜實際意義。不外，還不容疏忽的是，玄奘頂骨實乃一詳細物件，其文明意涵當遠遠跨越頂骨自己的價值，故陳寅恪之謂“深長意義”似應從這一點作進一個步驟闡微。也就是說，玄奘頂骨應是其自印度取經回華夏后所創釋教宗派唯識宗的一年夜象征，將此中一片“移葬印度”，暗含著最後源于印度的唯識宗思惟在歷經千年后又回回故鄉。上引吳宓日誌“回玄奘骨灰”中的“回”字，表達的應當就是這一寄義。值得留意的是，陳氏的相似不雅點在其學術研討中亦隱然有所表現。在《隋唐軌制淵源略論稿》中，陳寅恪曾有如下之言：“西晉永嘉之亂，華夏魏晉已降之文明轉移保留于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明遂輸出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訂之典章軌制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此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後人所未深措意，而本日不成不詳論者也。”（陳寅恪《隋唐軌制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4頁）亦即保留于河西地域的華夏文明之回流，對于拓跋魏政權的漢化具有深入影響。陳氏倡導玄奘頂骨“分一片移葬印度”一事，或許亦依靠了相似的理念。
最后，再看陳寅恪信中所說“邇來弟及內人均患病”一句。我們了解，陳寅恪佳耦終年身材欠好，他們分辨遭到高血壓與心臟病的熬煎，這種狀態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仍未改良。《陳君葆日誌》是年十月十八日誌載：“我們……往找寅恪，寅恪佳耦均得病，大師都向我們訴說他們幾個孩子的不良狀態，年夜的結業后到重慶的病院辦事，任重事繁‘苦不勝言’，第二個出嫁了隨愛人到海南島種樹膠，又得了瘧疾，沒有藥，聽說他們做怙恃的更牽腸掛肚不已，至于最小的在穗唸書但也有病，是以寅恪交給我的工作又是買藥了。按主要性計分數種：（一）Vitamin B Complex in Capsules，多購；（二）Corpus Lutaum Tabs，200粒以上；（三）Rutini，治血壓藥；（四）治心臟病藥Digitalis Tabs。”（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誌選集》卷3，噴鼻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264頁）按，陳寅恪三女分辨名人求、小彭、美延。時流求在重慶任務，小彭隨夫在海南，只要幼女美延在廣州唸書，從而留在怙恃身邊。所開藥品中，（一）（二）采購多少數字頗年夜，應當是為三女所備，（三）（四）重要針對寅恪佳耦之病而購，這再顯明不外地闡明了他們夫妻那時的安康狀態。
一九五三年陳寅恪寄給季羨林的回信，不單供給了開國初期陳寅恪從事學術研討的新資料，並且深化了我們對陳寅恪“文明史不雅”的熟悉。可以信任，今朝仍有一些陳寅恪的信函塵封于世，有待進一個步驟發明、收拾與研討，從而豐盛我們對陳寅恪小我生涯和學術思惟的清楚與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