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拙編《陶亢德文存》出書之后，筆者并未就此結束對陶氏其人的研討，對有關資料依然不時追蹤關心、有聞必錄，盼望持續加深清楚，以領會其為人處世之艱苦。
曩昔在追蹤關心近代報刊時，發明編者的創刊詞、編前語、編后記之類的編余零墨，實為主要的研討資料。由於此中除了供給本刊物的靜態之外，還會說起作家現狀，并昭示暗示筆名背后的真正的情形，有時也預告文訊書訊甚至文壇將來意向，有不少值得探討之處。例如范泉的編纂手記，就被慎重其事地編訂成冊，算是非分特別器重了。后來瀏覽小報時，又發明小報上常有補白性質的文壇逸聞，也相當寶貴，值得細細爬梳。若將此兩方面資料聯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945年2月7日，時價《風雨談》出至十六期“小說狂年夜號”（1944年12月、1945年1月合刊）后不久，有位簽名“派克”的作者在小報《力報》報道《風雨談宣佈復刊》。參共享會議室以《風雨談》編者柳雨生《雪庵日誌》，1945年1月13日曾記道：“紙價近又年夜漲，為《風雨談》再四思想，本日德律風中國迷信公司結束付梓矣，心為欣然。念此刊創刊于平易近國三十二年四月，嘔耗血汗，友朋攙扶，都成泡影。”（見《文史》第二期）那時，適值承平洋戰鬥進進最后一年，作為軍用物質的紙張價錢正處于汗青高位。延至同年4月，《風雨談》方停刊刊行十七期，雜志開本由二十四開改為十六開，頁數則從之前的一百七十六頁，驟減為三十二頁。
前述派克的報道篇末有言：“此刻風雨談社積壓的幾十篇佳稿，曾經分辨先由中華副刊及文風月刊等編者拿往頒發了。”這是今朝所見各報刊第一次呈現《文風》月刊的名字，但編者是誰、佈景若何，尚不開闊爽朗。
不久，《風雨談》第十七期刊登簽名“諸家”的《文壇·文明新聞》：“陶亢德主編《文風》，楊之華主編《文帖》，俱將出書，系散文性質，內在的事務甚佳。”楊之華（楊樺）即《中華日報》副刊編纂，與此前的報道正相照應。此事看來必有底細。
1945年4月，楊樺掌管的散文月刊《文帖》如期創刊，在發刊詞里鼎力標榜“純文學”。刊物出書后，即年夜受讀者熱捧。這不只是因該刊內在的事務清爽、令人回味，也因其訂價兩百五十元讓讀者覺得實惠，究竟那時的一張小報也要賣到一百元。
《文帖》創刊號
以后《文帖》每月按時出刊，一向出至1945年8月japan(日本)降服佩服，剛剛曲終人散。最末一期編后記顯示：“本社除每月出書按期刊物《文帖》一種外，比來亦有《文學叢刊》的編印。……此刻已出書的，計有張資平的小說集《新紅A字》，楊樺的散文集《浮浪繪》二種，行將出書的，又有路易士的散文集《檸檬黃的月》，南星的詩集《山峨集》，周越然的考據集《版本與冊本》，予且的小說集《心底曲》等，陸續印行的還有四五種，都是留平作家的著作，書目容后通知佈告。”此中，除了《版本與冊本》如期面世，《心底曲》1947年交由中心書店出書外，其余兩種概因時局晦氣，終未能梓行。
有興趣思的是，4月10日創刊于北平的《逸文》雜志上，編者蕘公（謝興堯）撰《關于打點雜志的話》，此中有一段專門說起陶亢德向其約稿，行文以京劇術語為喻，頗為風趣：
比來陶亢德兄又在上海開辦《文風》月刊，發下慢行快令，征稿于余，使小老兒灶王爺邁短墻——黑（駭）一年夜跳。這才真恰是什么年初兒，還出來辦雜志！固然陶公是“經勵科”內行，在此晨曦出來組班，挑簾紅當然不成題目，而策畫的工夫，與“林板論語”“梅派宇宙風”的時期相較，可以說不成比例。彼一時此一時，年夜哉時也，好勵害的時也！乖乖！
《逸文》創刊號，躲于北京雜書館
蕘公《關于打點雜志的話》
1945年5月8日《力報》也有一篇簽名“懷柔”的《超翁得怔忡之疾！》：
……超翁邇來正在患病。……由於平凡工作太繁，身材的營衛難免草率一點，不意近日居然怔忡難安的患起心疾來，……聞超然師長教師為了遵照醫師的囑咐，歷來寫稿的處所及新出戴亢德的《文風》，周楞伽的《萬歲》，沈鳳威的《藝林》……等“待產”瑜伽場地中的雜志，俱已往函謝卻寫作，本月里只要《雜志》上的一篇《欲海起伏錄》算是最新的作品，其余都沒有方法著筆。
標題里的超翁（超然）即柳雨生（可拜見拙文《上海失守后期，柳雨生“超然”小報行》）。此文作者“懷柔”，如從語氣上研判，不像是主編金小春（金剛），也不像是那時正患腦貧血的該報特約編纂黃也白（見黃也白《病中吟》，《力報》1945年5月3日），而很能夠是力報社的社長胡力更。文中“戴亢德”顯為陶亢德之誤，表白那時柳雨生也收到了約稿信，卻以身材緣由婉拒。至于周、沈兩位欲辦的刊物，日后均無下文。
那么《文風》雜志終極命運若何呢？查1945年6月12日《力報》，有篇報道《新刊物陸續出書》：“傳聞比來還有幾種工具要出書，黃嘉謨也在準備出一新刊物，已在集稿中，陶亢德原來也編一個雜志，后來因有題目而中斷。”
現實則要再過兩個月才得以確認。即超然（柳雨生）在《八個年夜字》一文中說：
在友人的書桌上，看見一塊很年夜的鋅版印出來的封面樣子。那是前幾個月說是要出書而終于不動的《文風》。鋅版用的是陶淵明雜文里《感士不遇賦》的一葉，中有警語云：“自真風告逝，年夜偽斯興”。這八個年夜字，佈滿了悲懣和辛酸的滋味。（《力報》1945年8月25日）
超然《八個年夜字》
本來這般。看來《文風》雜志經過的事況了準備階段，先是收納別處的積稿，繼而四處約稿，終于未獲勝利，只印出一張封面design圖，便草草落下帷幕。柳雨生此文字里行間流露的憤激與哀傷，值得細加玩味。
題目出在哪里呢？第一反映，總會回咎于低落的紙價及印刷費。
開辦于1944年12月的《語林》，出至次年1月25日第二期，主編錢公俠在《編后語》里嘆起苦經：“出書物在物價下跌的飛騰中，不克不及不隨著下跌，這是我們引為痛心的；但是即便下跌了，仍是難以保持。本刊在顧此失彼之中，只要委曲掙扎的分兒。”直到4月1日十分困難出書第三期，《編后語》里還連呼僥幸：“《語林》改期一月之久，似乎有點荒謬，倘非新的印刷局特殊相助，生怕至今還不克不及出書。”
1945年上海創刊的文藝雜志還有《六藝》，2月5日出書，主編康丹，是一本譯作與創作并重，內在的事務偏淺顯的綜合性刊物。《創刊后記》稱：“辦刊物，在今朝是被以為最愚笨的一種任務了。印費及紙價不單趕超了飽和點而到達不堪累贅的水平；而一切的一切，更是費勁而不諂諛。《六藝》偏偏在這個時代由孕育而出生，天然我們將被人目為傻瓜。”刊物出至4月第三期曾一度復刊，后于7月停刊。
7月26日，《光化日報》還刊有這般補白文字：“紙山君說：白報紙賣八十萬一令，買往印本票，包險賺得翻倒，買往印小報，算你不利，你說為文明辦事，勸也勸不醒，有何措施？”時局這般，夫復何言？
而《文貼》月刊由于背后有偽府宣揚部的支撐，從4月辦到8月，辦得還算順遂。縱目所見，相似佈景的純文藝刊物，另有《光化》《光化日報》，均背靠李時雨，出資人則為開銀行的孫曜東。其他的，還有復刊多月又回光返照的多期《風雨談》及《文史》第三期，后者由袁殊牽頭，掛靠偽上海市府秘書長羅君強。而袁殊任社長自辦的《小報》創刊于1945年3月25日，創刊號上也有羅君強的題詞。同為這一時代的小報，其配合特色是，紙張東西的品質差，為灰報紙。報紙開本小，只要八開的一張，是通俗小報的二分之一。
《小報》創刊號上羅君強的題詞
他人能出，陶亢德卻偏偏出不了，或許還與汪偽當局消息紙分派方針脫不開干系。羅君強在《偽廷幽影錄》中說：
汪偽時代的印報紙張，是由一個所謂報業司理處來兼顧配售的，各報用紙量要由宣揚部批準，并經japan(日本)報導部批准教學才幹領得。林柏生就從這一點下去限制周佛海系報紙的用紙多少數字。我請周佛海想法沖破這一難關。周經由過程japan(日本)駐華調派軍總司令部的中國課長永井年夜佐，下一公函給japan(日本)陸軍報導部，規則周佛海方面各日報每月用紙量（按現實需求量略多一些），囑其照發。……袁殊在巖井英一支撐下所辦的《新中國報》，在李士群逝世后，袁亦援例請周佛海為該報董事長，我為常務董事。1945年該報經濟產生艱苦，我替他想法向上海回復銀行押借1億元。
上海回復銀行行長即孫曜東，是周佛海的機要秘書，也擔任運營他的私家財富，說白了，相當于周的荷包子。
1945年4月，汪偽當局宣揚部次長章克，在japan(日本)軍方默許下，在南京辦過一張呼吁戰爭，鞭撻時政的《至公》周刊。以后他在《在日偽失守區開辦〈至公〉周刊的顛末》里憶及辦刊始末時，對若何獲取消息紙作做了闡明：“起首要從japan(日本)支那調派軍總司令部的報導部領到一張刊行允許證，并且還要獲得japan(日本)駐汪偽年夜使館諜報部的批准。由於那時失守區的消息紙都把持在japan(日本)駐南京年夜使館的手里。在南京、上海的暗盤上雖可買到一點消息紙，但價錢貴得很，並且多少數字也無限。”詳細來說，“暗盤上雖也可以買到一點消息紙，但價錢要比公價高一倍，灰消息紙的價錢也要比公價白消息紙高50%擺佈”。
陶亢德時任承平書局司理，與書局的幕后老板名取洋之助關系親密。名取洋之助（1910-1962），japan(日本)有名攝影家。1937年9月，受中支調派軍報道部的約請達到上海，1941年末承平洋戰鬥迸發后，報道部接受英商別發印刷所，委托給名取，遂于翌年春更名為承平出書印刷公司。1943年夏，該公司借搬家之機新開了一家出書社，取名為承平書局，請時任汪偽當局宣揚部參謀的草澤心平為書局參謀。為了“增進中日友愛”，名取還持久約請japan(日本)文明人來滬實地考核，其間如小林秀雄、河上徹太郎為首的很多japan(日本)著名學者都曾訪華，為中日“戰爭工作”獻計獻策。據名取多年以后的自述，他后來逐步走上反戰途徑，主意japan(日本)部隊撤出中國。只是，這在實質上無法轉變其扈從日寇對中國停止文明侵犯的現實。
1943年8月中旬，陶亢德與中國文學者代表周越然、章克標、魯風、陳寥士、柳雨生、關露，以及草澤心同等一行十人，東渡japan(日本)東京，餐與加入第二屆年夜東亞文學者年夜會。其間，曾與柳雨生、關露赴名取家共進午餐，并“觀賞書室”，獲睹其“琳瑯滿目”的躲書。
1944年2月底，在完成了長達半年之久的赴日文明考核、交通之后，陶亢德從東京搭機返滬。6月15日，承平書局正式揭幕。陶氏這時才正式成為書店司理。當天，《申報》還在第一張第二版註銷市場行銷，此中列有陶亢德《甲申集》一書，稱“在付梓中”，只是這書終極亦未能出書。
《申報》所刊承平書局市場行銷
1944年第十四卷第二期（11月號）《雜志》“文明報道”預告稱：“陶亢德有志寫一二十萬言之長篇《濁世男女》，以上海噴鼻港等地為佈景，將有不少作家在該書中露臉。”又，1945年私密空間6月1日，文載道（金性堯）在《社會日報》頒發的《凡齋小文·古代列傳叢刊》里表露，“在某天和亢德師長教師閑話，他就有興趣思要出一部古代列傳匯輯，將已發行的一些自傳，評傳編收在內，給他掌管的承平書局出書”。但是上述長篇小說與列傳叢刊都只是一個意向，終極均未能付諸實行，只得不了了之。
時兮時兮，時晦氣兮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