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德不孤，必有鄰——《論語》在海內
“德不孤，必有鄰。”比孔子晚生400余年的司馬遷，讀了《論語》，曾掩卷而感喟：“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在閎中肆外的《史記》中，司馬遷為數百位古古人物作傳，只要兩位是司馬遷讀了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是孔子，一是屈原——明天令我們 “平地仰止，景行去處”的兩位巨大人物。
但是孔子已經也是通俗人，已經也面臨不息的時光、不居的歲月，躑躅彷徨在不舍日夜、奔騰不止的巨流岸上欣然，但孔子畢竟超出了通俗人，以他的全國為焦點的“游仕精力”、以他的積極悲觀的“無為精力”。身材和心靈總有一個在路上，我們總認為這是令人羨慕的生涯狀況，而孔子的身材和心靈二者都一向在路上，他傾盡平生的時光和精神，周游，講學，傳佈仁、禮、中庸的儒家思惟，孜孜矻矻，孳孳汲汲，正如范文瀾師長教師所說孔子“平生在進修，在思惟，在溫故知新，在誨人不倦”，真正做到行萬里路，講萬卷書。孔子所講述的思惟，身后由其門下先生收拾為《論語》—— 一部儒家經典著作、中華平易近族聰明之精髓。
“萬山磅礴，必有主峰。”《論語》的編纂成書時光在年齡末、戰國初，漢代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將之作為闡釋經籍的儒學列傳作品著錄在《六藝略》，這是《論語》經典化之起步時代。以后《論語》又列進七經，正式成為經籍。自兩宋以來，“新儒學”器重《論語》中修身思惟，由此《論語》一躍而成為處于群經之首的經典文本，并在之后的很長時光中均是科舉取士的測試科目。顛末2000多年的潛移默化、熏陶熏沐，《論語》及其所承載的儒家思惟已釀成每個中國人的精力崇奉。“隨風潛進夜，潤物細無聲。”隨后《論語》潛移默化中影響周邊鄰國如japan(日本)、朝鮮（今韓國和朝鮮）、越南等地。明天這些國度之所以屬于東亞儒學文明圈，就是由於從其晚期汗青以來深受《論語》的影響，以致在政治、文明、生涯各方面處處浮現儒家作風。
16世紀前后，《論語》經過布道士而遠涉重洋流播至歐洲。最後被翻譯為荷蘭語，可是影響不年夜。1687年，比利時布道士柏應理等用拉丁語翻譯的譯本在歐洲傳佈，后來又發生了相干的法語轉譯本，掀起了歐洲有名的“中國風”，諸多文明名人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深受其影響。這時辰，更多的布道士、漢學家如衛禮賢、顧賽芬等都投身到《論語》等儒家經典的翻譯與傳佈的行列，積極地推進了《論語》在歐洲的傳佈。19世紀中期開端，跟著英國國力的強大，英語逐步成為世界通用說話，越來越多的《論語》英譯本問世，如理雅各、韋利、蘇慧廉等都發布了他們翻譯的《論語》。再后來，《論語》又傳佈至年夜洋洲和美洲等地。“二戰”后，美國成為世界漢學研討的中間，極年夜地推進了《論語》的譯介及其相干研討，《論語》也是以從一部中國經典而釀成了世界經典，從而發生了深遠的世界文明意義。
2014年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慶典之際，法國漢語講授協會結合法國鳳凰書店和巴黎友豐書店，發布一項名為“在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十部中國冊本”的評選運動，《論語》雄踞榜首。
2019年3月24日，國度主席習近平在法國尼斯會面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前，馬克龍總統向習近平主席贈予了一部裝幀優美的圖書，法文名為“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是弗朗索瓦·伯爾尼耶（François Bernier）1688年撰寫的“論語導讀”，法文題目翻譯成中文即為《孔子與君王之道》。
一部書就像一小我，在其傳佈經過歷程中有著各類各樣的故事。我刊本期特殊發布《域外〈論語〉傳》，約請湖南年夜學傳授、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年夜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李偉榮師長教師出色講述《論語》在海內的傳佈汗青。
美國汗青學家、哲學家威爾·杜蘭特曾說：“中國的汗青就是孔子思惟的影響史。中國雖屢遭侵犯，但其文明不只能矗立不撓，並且還能異化外族的文明。孔子思惟不只深入地影響了japan(日本)等西方國度，並且對歐洲，尤其對歐洲的發蒙活動也發生過積極影響。孔子有博雅的學問與一顆善良的心，是智者、學者，也是德智兼備的人。孔子是致用求治的圣人，其儒家思惟持久影響中國，使中國成長出一種協調的社會生涯。即便在明天，要治療由于常識的迸發、品德的腐化、小我及國度的品德虛弱，以及那使小我遭致凌亂而惹起的苦楚，其實沒有比孔子的學說和教導更好的了。”將來，跟著全球化的進一個步驟拓展，《論語》及其儒家價值不雅對于全球穩固以及樹立更為協調的國際次序，跟著越來越多語種的《論語》譯本和越來越豐盛多元的儒學研討，勢必會施展愈減輕要的感化。
域外《論語》傳( 節選 )
中國現代一切的哲學家傍邊，孔子是工具方研討得最多的一個。他的學說影響中國人的思想長達兩千多年，一切想研討中國人思想方法的學者，不論是西方的仍是東方的城市選擇從孔子進手。《論語》在東方，不論是譯介，仍是傳佈，仍是研討，可以直接追溯到16世紀。布道士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到中國布道，發明《論語》在中國的主要位置，所以開端向東方譯介儒家典籍，如《論語》《年夜學》《中庸》等，從此《論語》開端進進東方，此后各界對《論語》等儒家典籍和中國典籍有著連續而濃重的愛好，至今不停。
《論語》在法國
先容《論語》在法國的傳佈之前，先請大師看兩則新聞。
第一，2019年3月24日，國度主席習近平在法國尼斯會面法國總統馬克龍。習近平夫人彭麗媛、馬克龍夫人布麗吉特餐與加入。會面前，馬克龍向習近平贈予了弗朗索瓦·伯爾尼耶（François Bernier）撰寫的法文版《論語導讀》（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這一著作1688年撰寫完成，直到2015年才正式出書。原著題目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翻譯成漢語就是《孔子與君王之道》。
第二，2014年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慶典之際，法國漢語講授協會結合法國鳳凰書店（出書團體）、巴黎友豐書店（出書團體）——這是法國兩家最主要的中國文明出書商，發布一項名為“在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十部中國冊本”的評選運動，評選成果是《論語》雄踞榜首。
從下面兩則新聞，我們可以了解《論語》在法國一向是備受追蹤關心的中國經典之一。從晚期布道士將其傳進到此刻，一向是法國人清楚中國的主要典籍之小樹屋一，此刻還不竭有與《論語》相干的各類著作在法國問世。歸納綜合而言，《論語》在法語世界的傳播年夜體經過的事況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實在嚴厲意義上不克不及完整算屬于法語，由於在法國出書、傳播的是拉丁文譯本，這只能算是《論語》法譯本的“聚會場地前身”，這就是1687年在巴黎出書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這本書是一部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較為體系地先容了先秦諸子百家、先秦儒家、宋明儒家、道教和中家教國釋教等。盡管這是拉丁文譯本，可是那時拉丁文是歐洲配合的學術說話，並且以此為時髦，常識分子階級都以會讀、會說拉丁文為榮，所以這個譯本在巴黎出書后，便在法國常識界發生很年夜反應，后來風行全歐洲的中國風（Chinoiserie）便起始于17世紀，這個譯本的出書進一個步驟增進了歐洲的“中國風”，吸引了更多歐洲常識分子的瀏覽，直接增進了法國漢學研討的成長。
這部主要的作品是多名耶穌會士長時光譯介任務的配合結果，重要成員包含郭納爵、殷鐸澤、魯日滿和恩理格等。“在翻譯的最後階段，布道士對儒家經典的應用還逗留在說話文字方面，使布道士能進修文雅的中文，并能用儒家概念來表達上帝教的神學概念，而沒有深刻到儒家經典的學理研討。”[1]
郭納爵與殷鐸澤二人是師生，都是派往中國的布道士。他們曾合著《中國聰明》（Sapientia Sinica）一書，1662年在中國江西出書。這本書包含孔子生平列傳，以及《論語》前五部門的拉丁文譯文。此后，殷鐸澤將他翻譯的《中庸》法譯本定名為《中國政治品德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72年在巴黎出書，此中也包含他撰寫的儒家典籍先容性質的文章，例如孔子的生同等等。這本書的扉頁中印著年夜年夜的兩個字“中庸”，如許《中庸》的第一個法語譯本就正式出書了。
恰是由于有了前述殷鐸澤和郭納爵等耶穌會士在儒家典籍翻譯上所作的預備，柏應理從1686年起開端編纂、收拾已翻譯好的各類儒家典籍。他這時辰曾經取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支撐，所以任務停頓得很順遂。1687年，汗青上有名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就在巴黎出書了。這本書的全稱翻譯成中文是《中國哲學家孔子，或許中國常識，經由過程講座場地殷鐸澤、恩理格、魯日滿和柏應理的盡力，用拉丁文表述》（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et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t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2]。
晚期歐洲布道士譯介中國典籍出于兩個目標：一是經由過程用拉丁文注釋中國典籍，可以讓更多想到西方布道的布道士進修漢語；二是讓教會下層可以或許瀏覽這些經典，讓他們清楚中國也有相似于東方宗教中“天主”的概念，例如中國典籍中的“帝”和“天”等。可以說，他們翻譯并將中國典籍傳佈到東方，最後的目標是為了布道，而不是為了將中國聰明傳佈到歐洲。這是客觀的方面。而客不雅上，他們是以而成了中西文明交通的開闢者，他們這方面的任務結果不期然卻成了中西文明交通的基石。也算是掉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第二個階段重要是18世紀，法譯中國典籍開端停止，并且催化了歐洲發蒙活動時代的“中國熱”。布道士仍然是這一時代譯介儒家典籍的主力軍，最主要的結果是普呂凱神父組織翻譯的《中華帝國經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後面提到，比利時耶穌會士衛方濟用拉丁文翻譯了《四書》《孝經》和朱熹的《小學》等六部中國經典在內的《中華帝國六經》，1711年出書。東方世界第一次有了完全的《四書》譯文，是以這一譯本有側重要的影響。這部書后來再由普呂凱（François-André-Adrien Pluquet，1716—1790）轉譯為法語，1784年以《中華帝國經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為書名分七卷在巴黎出書。[3]這一轉譯本第一次用法語向法國讀者浮現中國的經典著作，增進了18世紀法國漢學活著界漢學界的位置。
在此有需要提一提錢德明神父（Père 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有關孔子的研討。1771年，錢德明寄出第一批名人譜，此中包含孔子略傳《哲學家孔子》（Koung-tsée Philosophe），先容了孔子周游各國、培養門生、傳佈品德，尤其是編訂《五經》等的年夜致情形。[4]1784年，錢德明的《孔子傳》（La Vie de Koung tsée）刊于《中國雜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是那時東方學者所著最長的一部孔子列傳。在這部列傳中，錢德明綜合了那時可以或許取得的諸多記錄孔子平生行狀的著作，如《孔子家語》《史記》和其他著作中有關孔子的記敘。
這部作品的問世和傳佈，為法國粹者們供給了文獻材料。差未幾同時，多部漢學研討著作接踵問世，如馮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依據《通鑒綱目》而用法語編譯的十二卷《中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1777）、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編寫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等。
第三階段是多個儒家典籍的法譯本在法國發生，并且《論語》在法國呈現了兩部具有國際性影響的經典譯作。一是波蒂耶（M. G. Pauthier，1801—1873）翻譯的《四書》于1846年在法國巴黎出書，這是第一個直接從中文譯為法語的譯本；二是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翻譯的《四書》于1895年在法國出書，這也是后來再版次數最多的法語譯本。
這個時代的另一個特色是，儒家思惟在法國的被接收開端呈現由漢學家為主的精英階級轉向民眾的景象。例如1851年法國巴黎出書了一部未簽名著作《孔子及多位中國作家的品德哲學》（Pensées morales de Confucius et de divers auteurs chinois），簡略先容了一些中國先秦時期孔子、孟子等人的品德哲學思惟；1867年，埃爾瓦神父（M. L’Abbé Herval）的《孔子的汗青和哲學研討》（Étude historique et philosophique sur Confucius）在法國外省會市勒阿弗爾出書，具有標志性意義。這闡明法國的漢學研討不只在巴黎，並且在外省都成長了起來。[5]
第四階段進進20世紀，法籍華裔學者也成為中國典籍翻譯為法語的主要氣力，《論語》在法國迎來新的發財局勢。起首，經典譯本如顧賽芬的《論語》譯本不竭重版；其次，呈現多部《論語》新譯本，如程艾蘭（Anne Cheng）、李克曼（Pierre Ryckmans）、讓·列維（Jean Levi）的譯本等，並且這些譯本也屢次重版；第三，研討性著作開端幾次出書，多達幾十部，既有面向學術界的，也有面向民眾的，可以說這一階段《論語》及儒家思惟在法國完成了從精英階級到民眾文明的周全轉向。[6]
第五階段就是新世紀以來《論語》在法國的多元化傳佈。這一時代，《論語》和相干結果不竭呈現，不只有譯作，也有研討性著作。出書物情勢也多樣化，既有《論語》的漫畫類作品，也有《論語》的音像類作品，更有繚繞《論語》及孔子思惟的創作型小說出書。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被人譽為“歐洲的孔夫子”，他在本身的書房里吊掛了孔子的畫像，并且在多部著作中都提到孔子及其學說，例如《哲學辭典》《風氣論》《伏爾泰手札集》等。從他自己的一些相干闡述或許論述中，就可以看出伏爾泰對孔子及其學說是佩服的。好比，他說：“孔子不立異說，不立新禮；他不做受神啟者，也不做先知。他是教授現代法令的英明仕宦。我們有時不適當地（把他的學說）稱為‘孔教’，實在他并沒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一切天子和年夜臣的宗教，就是先賢的宗教。孔子只是以品德諄諄誡人，而不宣傳什么奧義。”[7]從這里所引的話語來看，伏爾泰對于孔子及其學說的掌握仍是到位的，闡明他瀏覽的譯本忠誠水平較高。
伏爾泰的“慕華”（sinophile）情結畢生不渝，他對中國文明的深摯傾慕貫串于他的一切作品，即使是“中國熱”在法國曾經顯露式微的跡象，他一直信任孔子的幻想不雅念。[8]
這里還要闡明的一點是，從1066年“諾曼馴服”后，英國由法國諾曼底公爵統治，英國皇室和下層貴族都以講法語為榮；到了17世紀，法語一度曾成為歐洲交際和下流社會的通用說話，是以在很長時光里，法譯《論語》在歐洲甚為風行，這也部門說明了為什么《論語》英譯一向到19世紀才呈現。
《論語》在法國的普遍傳佈，跟上面幾位要害學者的學術進獻是分不開的。
起首是顧賽芬。顧賽芬、理雅各和衛禮賢是三位將年夜部門十三經作品翻譯為本身國度說話的中國典籍翻譯巨匠。顧賽芬譯有《四書》（1895）、《詩經》（1896）、《書經》（1897）、《禮記》（1899，兩卷）、《年齡左傳》（1914，三卷）和《儀禮》（1916），并因這些杰出的譯作于1886年、1891年及1895年三度奪得國際著名的儒蓮獎。他也曾試譯《易經》，但由於拿不準本身的懂得能否正確而終極廢棄。而《周禮》（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cheou，1851）則由于已有畢歐（Édouard Biot，1803—1850）的翻譯而終極作罷。
顧賽芬翻譯有幾個特色：一是因循了理雅各的做法，如將漢語語段置于頁面上端，其后用法語的讀音為漢字注音，最后才是法語和拉丁語并列的譯文，異樣用數字為篇、章編號，而顯明削減的是年夜段的注解。二是顧賽芬翻譯的中文藍本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他的翻譯嚴厲忠于那時中國官方推重的朱熹學派的詮注，對于注釋并不作進一個步驟的闡釋。他的譯作非常嚴謹，很少帶有小我的看法，為后人研討供給了比擬客不雅的根據。基于以上兩個凸起特色，顧賽芬的《四書》譯本自問世以來的一百多年間被屢次再版和重版，其法語譯本是以成為《論語》法譯史上被出書次數最多的譯本，至今仍然還在以多種情勢出書，可見其譯本的正確性和經典性。他別的還著有兩部辭典：《法漢常談》（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1884）和《法文注釋中國古文年夜辭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1904），可見他對于漢語的掌握曾經很是熟練。
程抱一（François Cheng，1929— ）和程艾蘭（Anne Cheng，1955— ）父女的《論語》譯介和研討值得一提。程抱一是有名法籍華裔學者、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de France）首位亞裔院士（2002）。程艾蘭也是有名法籍華裔學者，重要研討中國現代思惟、儒學、今世哲學，曾因《中國思惟史》（Histoire de la pensée chinoise，1997）一書于1998年取得世界著名的儒蓮獎。今朝，她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從事中國思惟史的研討和講授任務。程抱一和程艾蘭父女合譯的《論語》法譯本（Entretiens de Confucius）1981年出書于法國有名的塞伊出書社（Les Editions du Seuil），整部譯著除引文外，還有導言、箋注、輿圖和年譜，1992年收錄于七卷本“人類巨大圣文”（Les grands textes sacrés de l’humanité）系列叢書。這部譯本出書后很有影響，有多種說話對其停止了轉譯，如1983年巴西圣保羅的Ibrasa出書社出書了葡萄牙文版Dialogos de Confucio；1989年米蘭的Mondadori出書社出書了意年夜利文版Confucio Dialoghi。
在《論語》翻譯史上，父女合譯《論語》也算是一段美談。
第三，雷威安（André Lévy，1925—2017）值得一提。雷威安1925年11月24日誕生于天津市的一個猶太家庭，1937年japan(日本)周全侵華戰鬥迸發前夜前往法國。他盡管誕生于中國，可是在中國時代并未接收中文教導。戰后，他進進法國國立西方說話文明學院才開端研習中文。不外，童年在天津的生涯，無疑讓中文成為他的“鄉愁”。這也許部門說明了為什么他會翻譯那么多的中國現代口語小說，如《金瓶梅》《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和《牡丹亭》等，並且他也節譯了《紅樓夢》和馮夢龍的“拍案詫異”系列等。
有興趣思的是，雷威安也翻譯了《論語》（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1994年，雷威安翻譯的《論語》在法國有名出書社弗拉馬利翁（Flammarion）出書。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按字面意思可以翻譯為“孔子與門生的對話”，除譯文註釋（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外，還有一些幫助性文本，如導言（Introduction）、孔子生平（Chronologie biographique de Confucius）、《論語》繁體中文原文（Texte chinois）和附錄（Appendice）。附錄一是雷威安翻譯的《孔子世家》（Biographie de Confucius d’après Sima Qian, Mémoires historiques, chapitre 47, La maison héréditaire de Maître Kong）。《孔子世家》的法文翻譯在法語世界算是初次，可以或許讓人更好地清楚孔子，具有很是主要的意義。
《論語》在法國的傳佈中艾田蒲和于連是不得不提的兩個主要人物。
艾田蒲（René Étiemble，1909—2002）是法國有名的比擬文學學者，艾田蒲是他給本身取的中文名，國際也有人將他的名字譯為安田樸，或艾金伯勒。他跟中國相干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中國之歐洲》）（l’Europe chinoise），他也著有《孔子》一書，法文書名是Confucius (Maître K’ong)。艾田蒲的《孔子》從1955年一向連綿到1986年，這30來年，不竭重版，而艾田蒲也不竭補充。這部書除了從《論語》自己來會商孔子之外，艾田蒲也概述了：（1）東方對孔子的接收和研討，以及孔子對今世東方的影響；（2）japan(日本)和韓國對孔子和儒家思惟的見解；（3）1850—1957年間中國國際的孔子研討和傳承，以及1957—1985年間孔子在中國的各種際遇。從這里可以看出，艾田蒲是從世界主義的角度來對待孔子及其儒家思惟的，這對于國際的儒學研討應當具有很強的鑒戒意義。
弗朗索瓦·于連（François Jullien，1951— ），又譯作余蓮或朱利安。他的《論語》和儒學研討頗為風趣，獨樹一幟。于連對《論語》和儒學的研討重要集中在他的成名作《迂回與進進：中國和希臘的意義戰略》（Le Détour et l’Accès. Straté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èce，1995）。通覽全書，再聯合書的題目，可以了解于連想藉由中國言說/思想方法的迂回戰略，來抵達希臘這一最終意義。“把中國作為抵達希臘的迂回之路”始自于連的上一部著作《內涵之象：〈易經〉的哲學解讀》（Figures de l’immanence. Pour 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Yi king）。對于連而言，中國和希臘是南北極，所以他說，從《論語》動身會引出這種雙重對峙：頓挫轉調（孔夫子式的）與定奪界說（蘇格拉底式的）的對峙，如同全體與廣泛的對峙。同時，由於孔子談吐的迂回并不導向“不雅念”範疇的他者，所以迂回會在本身中找到本身的回宿，即迂回會不竭地以一種唆使的方法說明實際。面臨變更，要不竭順應事物更換新的資料，經由過程迂回的方法接近實際，如許這種迂回同時也就成了進進。[9]
不得不說，于連對于《論語》等儒家經典的解讀，有驚世駭俗之嫌，可是細心瀏覽，良多論點又似乎言之成理。筆者以為，于輪作為“他者”對《論語》等儒家經典的解讀，其啟示意義遠甚于解讀意義。我們要更好地輿解我國的文明傳統，是不是也要停止如許的“迂回與進進”？又若何“迂回”？若何“進進”呢？
注釋：
[1]【法】梅謙立：《〈孔夫子〉：最後西文翻譯的儒家經典》，《中山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08年第2期，第134頁。
[2]轉引自張西平：《儒學西傳歐洲研討導論——16—18世紀中學西傳的軌跡與影響》，第121-122頁。
[3]韓振華：《“異鄉有夫子”——東方〈孟子〉研討述略》，《文史常識》，2014年第8期，第31頁。
[4]François-André-Adrien Pluquet. L私密空間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 (Tome Premier – Tome Septieme). Paris, 1784-1786.
[5][6]成蕾：《法語世界的〈論語〉譯介研討》，2019年四川年夜學博士學位論文，第6頁。
[7]【法】伏爾泰著，梁守鏘譯：《風氣論》（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8頁。
[8]Arnold H. Rowbotham, “Voltaire, Sinophile”, PMLA, Vol. 47, No. 4, 1932, p. 1050.
[9]【法】弗朗索瓦·于連著，杜小真譯：《迂回與進進：中國和希臘的意義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