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陳喜儒 文人來往 柯巖
柯巖致本文作者的函件
山崎朋子致本文作者的函件
收拾手札時，我發明了一封柯巖的信，一共有三頁，用鉛筆寫在《國民文學》雜志社240字的藍色稿紙上。由於既沒有信封，也沒有每日天期，大要不是經由過程郵局寄的，而是托人帶來的：
小陳：
送山崎朋子便箋一紙，請閱后捆在我送給她的幾本書里。
你譯的三篇文章我都看了，感到很流利，有些處所說得不確實或不充足，是記者教學收拾時省略了，或許在我講的時辰，他沒聽懂，與你有關。
《訪中國女詩人柯巖》，我在第2頁、第3頁上按說時的原意收拾了一下，由於照他那樣收拾是不定態，甚至是欠亨順的，關于《詩刊》的那些說法更是不對的的。我不懂日文，但我想，我們刊文章、出版，如許做應當是答應的，由於不是把原意改失落，而是略加彌補，使之能懂，不知你認為然否？
第4頁，我彌補了幾句，我說時比這更明白。前一段提到的本國有名詩人、作品更多，能夠記者不熟習，都沒有寫上，而我們不寫上不可，由於詩歌朗讀會確切有，並且影響很年夜，成果他把詩、詩人都省略了，光寫了兩個曲子，豈不成了音樂會？
另一段，傳統文明、國民友情等題目，不說也是不可的。加了兩句，能夠不忠誠于原文了，也許你的japan(日本)教員會有貳言，但忠誠于原意，且與他收拾的原意也不違反，我想應當是可以的。不然一篇文章說得不明不白，我們出書的意義就不年夜了，你說是嗎？
別的，“他是他我是我”，鴛鴦之類，挖也挖不失落，只得由它往了。這是japan(日本)人的情味，也得保存他們的作風。另一篇，我只重要看了我本身的，固然記者歸納綜合得也不很完美，但由於重要說的是周揚同道，我就基礎沒動，你能否還應請周揚同道看一看呢？因慌亂，寫得潦草，請諒。
匆此問好。
柯巖
這封信能夠寫于1979年末或1980年頭，那時柯巖是《詩刊》的副主編，常來中國作家協會閉會，偶然到外聯部坐一坐。固然我與柯巖熟悉，但沒說過幾句話，平昔也沒有往來，我之所以給她寫信，是由於1979年5月周揚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遭到japan(日本)各界人士的熱鬧接待，japan(日本)報刊也頒發了不少真摯友愛的文章，慶祝中止多年的日中文學交通從頭開啟，恰如有名作家井上靖師長教師所說：“在日中友愛、日中文明交通工作中，這是一件年夜喪事。”
那時掌管中國作協共享空間外事任務的引導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老交際家。他以為做外事任務說究竟就是“交伴侶”，但伴侶有真有假、有好有壞，得禁受時光和風雨的考驗，所以要細水長流，持之以恒，如許才幹找到丹誠相許的好友，切忌人走茶涼，“雨過土地干”，有始無終。在他的激勵下，我從japan(日本)報刊上選譯了《茅塞頓開的感嘆》《兩位女作家》《有興趣義的時辰》《楊沫與伊藤克》《訪中國女詩人柯巖》五篇文章，前兩篇文章以《友情花束》為題，頒發于《雪蓮》1980年第3期；后三篇以《東洋花海吐芳芬——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花絮》為題，頒發于《江城》1980年第3期。
譯稿完成后，我分辨寄給有關作家核閱，并訊問能否頒發？按理說，這些譯自海內報刊的文章，譯者文責自信，可以本身決議，但我感到譯文只是照葫蘆畫瓢，文章的佈景和作者的深意未必明了，仍是請有關作家了解一下狀況為好，一是表現對作家的尊敬，二可包管譯文的正確。但有時我以為的可貴的佳作，當事人出于某種斟酌，分歧意頒發，我只好忍痛共享會議室割愛，“閑拋閑擲野藤中”。
在這五篇文章中，三篇都提到了柯巖，並且有一篇是專訪，所以我寫了一封信，請她抽暇了解一下狀況。柯巖很快看完譯稿，對《訪中國女詩人柯巖》那篇專訪做了多處修正，并附信闡明來由。
她在信中說，“關于《詩刊》的那些說法更是不對的的”。所謂“不對的”，重要是指對詩歌朗讀會的先容。那時《詩刊》除了每月出刊，還有“陌頭版”，即把詩抄成年夜字報貼在出書社的墻上；也有“舞臺版”，即舉行詩歌朗讀會。但不知是那位記者對本國詩人的名字不熟習，仍是最基礎就沒聽懂，抑或翻譯漏譯，報道中沒寫詩人，只寫了“《茶花女》片段”；《茶花女》是歌劇，這很不難使讀者把詩歌朗讀會曲解為音樂會，所以柯巖補寫了“普希金、惠特曼、雨果……及有名歌劇《浮士德》《茶花女》《托斯卡》片段等等”。
第4頁上，柯巖彌補了一段文字：“但優良的文明傳統是割不竭的，中國國民和世界國民的友情也是割不竭的。此中《茶花女》和japan(日本)的《拉網小調》是大師熟習的歌曲。”
關于“他是他我是我”，是記者在專訪中提到“她的丈夫是文明部副部長賀敬之。賀是作家，也是詩人，在延安時期就寫了歌劇《白毛女》，他們真是一對鴛鴦夫妻”。但柯巖似乎對鴛鴦夫妻不感愛好，頓時說“他是他我是我”，各搞各的創作。
至于她在信尾說能否“應請周揚同道看一看”的那篇文章，名為《茅塞頓開的感嘆》，是japan(日本)作家寫周揚、蘇靈揚佳耦及歐陽山、姚雪垠到他家做客的。我已將文章呈請蘇靈揚核閱，但這篇文章并未說起柯巖，她能夠將其與阪田寬夫在《兩位女作家》一文里對她的描述記混了。阪田寬夫說楊沫、柯巖到他家做客時，談及兒童們膾炙人口的兒歌，柯巖就地朗讀了兒歌《梳小辮》，楊沫就地朗讀了兒歌《盼晴娘》……
她在信開首說的“便箋一紙”，是指她給山崎朋子寫了一封信，夾在送給山崎朋子的書里，讓我譯成日文后與書一并寄發。事隔多年，信中寫了什么，我曾經想不起來了，但對書還有點印象，似乎是她的詩集、作品集和中國婦女的相干材料等。
我與柯巖不熟，但這封信給我留下深入的印象，促進了對她的清楚1對1教學。第一，她是當真的，對譯文的每句話都細心揣摩，力圖正確。第二，她是同等的，以磋商的口吻，表白本身的見解，讓譯者斟酌能否停止修正。第三，她對譯者是尊敬的、關懷的，吩咐有些文章應當請相干作家過目。第四，她是謙虛的，當記者說“在中國，《周總理，你在哪里？》這支歌眾所周知，響遍萬里江山”時，是想請她聊下創作的心得領會，但她不講本身，而是說：“人們之所以愛好這支歌，并不是由於我的詩若何好，而是人們對周總理懷著崇拜的心境，對于我詩中的缺乏之處，人們懷著密意作了彌補。”
大要就是從那次開端，我成了柯巖與山崎朋子手札的直達站，她們先把信和書寄給我，我把信譯好后再轉發。
柯巖一向關懷山崎朋子“亞洲底層女性史”的研討，不只給她寄書寄材料，還幫她出主張想措施。而山崎朋子每次到中國拜訪或是有舊書出書，第一個想到的也是柯巖——1998年，她的《底層女性史序章——看鄉》中文版由作家出書社出書，她寄書給我，并附了一封信：
陳喜儒師長教師：
東京從凌晨就開端下雪，這是很少見的。北京的冬天若何？前幾天無機會在東京的宴會上會晤扳談，我很興奮。終于收到了中文樣書，現呈上一冊，同時也給柯巖師長教師寄往一冊。給她的信是用日文寫的，請您幫我譯成中文。我正在寫以北京為舞臺的一本書，有個人空間人謀劃將它拍成片子。
希冀與師長教師在北京會晤。
祝安康。
山崎朋子
1998年1月8日
山崎朋子在信中所說“以北京為舞臺”的書，即2003年由巖波書店出書的長篇陳述文學《向陽門外的彩虹——崇貞女校的人們》，本書講述了japan(日本)一位基督教徒在上世紀二十年月到四十年月，在北京開辦崇貞女校的波折汗青。
柯巖與山崎朋子的手札往來連續了二十多年，一向由我翻譯轉發。我以為這是私家函件，屬于小我隱私，不該建檔保存備查，不然有悖于信賴和刻薄，所以每次都是將原信、譯文一并收回，不留片語只言。
此刻回憶起來，我又有些茫然，甚至可惜。由於在她們的手札中，不只有彼此的信賴、鼓勵、觀賞和友情，還有對文學、對疾病、對人生、對後代、對家庭、對工作等題目的思慮和切磋，時有令人線人一新的一孔之見。現現在，她們都走了，那些雕刻著時期和她們小我印記的手札，不知散落在何處，或許早已化為云煙？
常常想起這些，我心中老是佈滿不知對錯的惶惑和遺憾……